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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忘怀的那个人

来源:未知     点击数:30053     日期:2015-03-26 09:18:32
我不能忘怀的那个人——记戈绍龙教授戈宝榛 万网顺东台戈氏家族出了三位名人,通称为东台三戈。他们是报界巨擘戈公振,画马名家戈湘岚,翻译家戈宝权。戈氏家族还有一位不能忘怀的人,他就是医学专家戈绍龙教授。(一)戈绍龙1898年4月出生于东台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于1918年上海德文专修学校肄业。

我不能忘怀的那个人

——记戈绍龙教授


戈宝榛 万网顺

东台戈氏家族出了三位名人,通称为东台三戈。他们是报界巨擘戈公振,画马名家戈湘岚,翻译家戈宝权。戈氏家族还有一位不能忘怀的人,他就是医学专家戈绍龙教授。

(一)

戈绍龙1898年4月出生于东台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于1918年上海德文专修学校肄业。同年东渡日本留学。1927年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毕业后。留校从事耳鼻喉科学研究工作,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

近100年前,一个小县城大学生能有几个?留学生更是屈指可数。可贵的是当年只有二十岁的戈绍龙,志存高远,离乡背井,东渡日本,攻读医学(先花九年时间读完本科,再留校读博士三年)。在日本苦读医学达十二年之久,打下了医学医疗和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从1930年开始,戈绍龙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医,北京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主任、教授,广西医学院教授、院长,解放后任南通医学院教授、院长,苏州医学院教授、副院长。戈绍龙为什么选择教学之路呢?这可以从他出国的初衷得到解释。当时旧中国贫穷落后,缺医少药,国民体质堪忧。戈绍龙觉得个人本事再大,也只是单枪匹马,因此他选择了教学之路,培养医学人才。

要在高等学校站稳脚跟,要领导各系开展工作,必须有雄厚的知识基础和相当的学术水平。戈绍龙是一级教授,在高等院校被评为教授固属不易,被评为一级教授更是难上加难。五十年代的复旦大学,各系都有一批教授、名教授,能评上一级教授的不超过十位。可算凤毛麟角。戈绍龙是资深教授,他译著等身。值得骄傲的是他参加教育部、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并任耳鼻喉科主任,这是一项培养医学人才的宏伟的基础工程,教材既要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又要反映国内外最新科研水平,他是教材质量的把关人之一。

戈绍龙精通德、日、俄、英、法等多国语言。1930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用德文发表的,并最先论证链球菌扁桃腺炎和肾炎的关系。以后他为上海《大公报》撰写论文并主编医药周刊,着手介绍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生平和学说,尼可夫斯基动脉输血法,巴戈莫乃的抗网状组织血清(抗老血清)等。他先后翻译出版过《组织疗法》上下册、《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研究论文集》、《苏联心理科学三十年》等。他是当时翻译俄文医学书籍,介绍苏联医学最早最多的学者,对推动我国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解放后,戈绍龙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心情舒畅,重返教育战线,先后担任南通医学院院长、教授,苏州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业余时间除继续集中精力翻译介绍苏联医学外,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先后担任时代出版社《苏联医学》编委,《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理事,曾任上海市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和第三届人民代表等。

(二)

戈绍龙身材魁梧,风度儒雅,弹得一手好钢琴。由于在北京工作过,普通话讲得很流畅,而且略带一点东台口音,让人觉得非常亲切。

1967年初,我们结婚后到威海别墅看望二老,交谈甚欢,不知不觉就谈了近两小时。文革时期气氛紧张,伯父又是被冲击对象,但是我们每年还是看望他们,以宽慰他们。

1972年,我们到威海别墅看望二老,伯父对我们说,你们有两个孩子,工资不高,现又分居两地,我们每个季度给你们点经济资助。我们当时想,他们的存款被冻结,每月的工资又打折,怎么能要他们的钱。多次协商未成,二老坚持这样做,我们又不能断然拒绝,怕伤二老的心。他们身处逆境,还想着我们小辈,他们对我们的关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女,视同己出,才会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关爱。对此,我们一直倍加珍惜。二老的举动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为人处世: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今年四月,我们在整理家什时,发现一张陈旧的明信片。原来是绍龙伯于1960年2月写给我父亲的。寥寥数语,很能说明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我们的父亲英年早逝,绍龙伯前来吊唁,到了弄堂口还未进家门,他就老泪纵横,失声痛哭。他对我们的母亲说:“想不到,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可惜,可惜,真可惜!”兄弟之间如果没有深情厚谊,是不会有这样的真情流露。

绍龙伯对公振伯的关系也是这样;1932年4月18日,李顿率领的国联代表团调查“9·18”事件,公振伯随团采访,在途经北平时,公振把遗书交给绍龙,公振伯认为只有其兄弟了解他此行的意义和风险,把遗书交给他保存最放心,最安全。同样,绍龙伯对其兄也完全信赖,坚信公振兄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沿着其兄的方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

诚如戈晓丽在怀念我父亲的一文中所说,上海成都路我们的家是戈氏家族的大本营。绍怡姑母是我们家的常客,绍字辈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团聚,欢宴、合影。时代久远,照片散失很多。我们现在手中还有一张全家福,绍怡姑母坐在当中,我父母在一侧,绍龙伯和宝权伯在另一侧,后面一排都是第二代,有的怀里抱着第三代,真是其乐融融。

绍怡姑母对我的父亲也是绝对信赖的。当年公振伯父逝世,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上海大报小报予以大量报道,绍怡姑母把它们一一剪下来,装订成厚厚的一册;她还把当时社会名流如蔡元培、邹韬奋、邵力子、杜重远、陈光甫、王云五等亲笔写给公振伯的信函装订成厚厚的一册;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为公振伯的父亲题写的“戈骏叔先生之像”的手迹,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都是在二层阁楼发现的。这就告诉我们,当年绍怡姑母对我父亲特别信任,她认为把这些珍贵文物放在湘岚弟处最可靠最安全。

三十年前,我们托汪老国璠,将这批珍贵文物无偿地捐赠给东台戈公振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

同样我们对绍龙伯的遗物更加珍惜。最近发现的明信片,很可能是我们见到的绍龙伯唯一的手迹,他在全家福照片中的留影,他和日本夫人一起的合影,极其罕见。有机会我们一定送给安丰戈湘岚纪念馆,委托他们好好保存,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三)

我们俩有一次到威海别墅看望绍龙伯父二老,谈到文革,伯父神定气闲,泰然自若。他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党很相信我,我替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病,因为纪律规定,我不能把具体情况告诉你们。他的意思是,党相信他,他也相信党。

文革开始,伯父就靠边站了,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顿。对绍龙伯来讲,这不是他贪图安闲的好日子,他感到有劲无处使,有力无处出,对好多事情很不理解。对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他年事已高,在这种心情下,他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

1973年初,当我们得知绍龙伯父病重,宝楗和我们赶到医院探视,他已不能言语,嘴唇紫黑,气息奄奄。

伯父母沒有子女,绍龙伯父去世后,伯母认为已尽了对老伴的责任,她也要叶落归根,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回到日本。互敬互爱五十年的伴侶,从此天各一方,隔海相望。

1987年春,苏州医学院召开追悼大会。他们发出邀请,宝栋和我们俩都应邀参加。我们瞻仰了绍龙伯父的墓地。墓地在凤凰山麓,周边有松竹环绕。在骨灰安放仪式上,苏州医学院对伯父评价很高:“戈绍龙教授在我院任副院长期间,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对我院教学、医疗、科研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在指导开展血吸虫病的临床治疗研究方面,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是中央血防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奉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他的兢兢业业,勤奋治学,艰苦朴素,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绍龙伯父一生刻苦勤奋,悬壶济世,爱国爱家,他的译著很专很深。伯父和故乡东台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是喝东台的水、吃东台的盐长大的,他的一切成就都属于东台。

伯父,敬爱的伯父,请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戈宝榛为戈湘岚次女,万网顺为戈湘岚之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