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是 中 国 人

——戈公振先生“九·一八”前后的作为与担当

戈公振（1890—1935），江苏省东台人，名绍发，字春霆，公振是其号；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优秀的新闻记者，我国早期新闻教育工作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我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警觉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新闻工作者。

1·28事变后，戈公振编辑的《上海血战抗日画报》样报资料

戈公振1932年10月中下旬编辑的《国难画报》样报资料

挥笔弹铗

时评抨日呼吁国人自强

1915—1922年，戈公振在上海《时报》编辑每天的本埠新闻，并配发一篇当日的时评；前后1700多篇，计近70万言，对辛亥革命后共和初期军阀互战动荡不宁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评论。

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国举行“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军阀政府要他们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被日本夺去权利的要求。5月4日，由北京至全国掀起了拒签二十一条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6月3日，上海等地的工人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爱国学生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爱国运动。

戈公振积极投身这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挥笔弹铗，结合上海和全国运动的发展和深入，连续写作41篇时评，抨击卖国政府和卖国官员，不断献计献策，鼓舞工、学、商各界罢课罢市罢工，引导斗争深入，作出了超出报人职责的贡献。

戈公振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方面，笔指日本在山东、青岛的特权，先后写出《日人商业之突进》、《一日之进口日货》、《青岛问题》二论、《提倡国货》三论、《国耻纪念》二论等13篇有针对性的时评，深细剖析日本对我国的经济掠夺，指出对日出口面粉42893包，弥补了他们粮食不足，资助了他们的军备；出口棉花4292包，茧2098包，却进口布匹86429匹，赚了中国的钱，抑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呼吁“今而后惟当以抵制日货之毅力，于推广国货上益加努力，戮力自强”，表现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警惕和致力民族自强的赤子之心。

东瀛考察

首发日欲侵华醒世预警

1916年至1926年前后，戈公振以徐家汇耶稣教修道院藏书楼为基地搜集研究中外报刊等各种资料，先后写作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中国图案集》《新闻学手册》《新闻学撮要》《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学术巨著，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史学的拓荒、开山者地位。在基本完成中国本土新闻学与史的研究和创新后，他将广泛研究的“新闻鼻”和新闻眼”转向国际，于1927年至1928年，自费去德、法、意、英、美、瑞士、比利时、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实地考察西方国家的新闻事业。

1928年8月，戈公振由旧金山乘“俄罗斯皇后号”海轮到达日本，从横滨到东京、京都、大阪、神户、门市等地，考察日本的新闻事业。他参观了大阪《每日新闻》、福冈《日日新闻》等报馆，浏览街头的新闻图片橱窗，颇有收获。然而，当参观了京都大典纪念博览会的“满蒙馆”，福冈的“元寇纪念馆”后，分外震惊，对日本当局利用电影、展览、教科书等形式，煽动和灌输侵略中国东北乃至鲸吞全中国的情绪与野心，义愤异常。

10月20日，戈公振在百道松原地方遇上了当地召开的“元寇纪念会”。所谓“元寇”，是蒙古族忽必烈部的军队。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派征日本行省右相阿剌罕率军十万东征。船队六月入海，八月十五日在五龙山海域被飓风毁坏，将领们拣坚船而去，无船的士兵被来攻的日军杀死六七万，俘虏二三万；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忽必烈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之一，建立元朝对西方没有威胁，元朝灭亡后西方已不再恐惧和记恨蒙的“黄祸”了；而日本当年屠杀了六七万被困海岛的忽必烈军队，时过650年却翻出陈账来开“纪念会”声讨“元寇”，用以煽动日本人民的敌对情绪，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那种仇忾之气，何其浓烈！戈公振遇上的“纪念会”，是“热闹”超前的第八次。七八年来的紧锣密鼓，是日本巴黎和会以来侵华野心膨胀的轨迹。

戈公振敏锐地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我国东北乃至鲸吞中国的野心，于10月、11月先后发回通讯《旅日新感》、《旅日杂感》，揭露日帝野心，以唤起国内的警惕，做好应对日本侵略的思想和实际准备。他在文章中说：

“过去这么久的事，他们却铺张扬厉的纪念着，借超度亡魂的名义，鼓动人民的敌忾心”；

“满洲是我国东北的门户，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一天就不能‘高枕而卧’。但是我们没有实力，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能戮力同心地紧防着人家再来捣鬼，一面再用远交近攻的手腕赶快生聚教训起来”；

“我希望我们政府能壁垒森严，消除内争，把势力集中起来对付他们”。在近代新闻记者中，戈公振是第一个察觉日本侵华野心、第一个发出日本入侵警报的人。

义引群伦

组织募捐支持抗日将士

1931年，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中国当局不抵抗，东北义勇军独自血战抗日。

1932年1月14日，戈公振牵头，会同王志莘、李公朴、邹韬奋等七位报人在《生活周刊》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呼吁全国同胞尽力捐款，接济东北义勇军奋战，救援国家民族之急。此启一出，应者景从。3月26日，七人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捐款之声明》，向社会公布所收捐款和转汇义勇军的账目，呼吁各界继续捐助。到年底，共收捐款并转介129900元，有力支持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战斗。

10月10日，他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编辑发行了《双十特别画报》，然后又编辑发行了《抗日将士画报》、连续五期《国难惨象画报》等专刊，用真实图像展现日军侵略中国的惨痛事实。国难求真理，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和研究苏联问题的书籍。

1932年“一·二八”事变，戈宝权避难到二叔戈公振在环龙路(现南昌路)德发饭店三楼的房间睡地铺。日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和东方图书馆时，二人站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楼顶上，看闸北宝山路一带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东方图书馆的珍本藏书化为灰烬，一直飞到法租界。戈公振新著《世界报业考察记》的原稿和排版本，也被炮火销毁，愤慨的火焰在胸中燃烧。

2月，戈公振与巴金、陈望道、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抗议日军的暴行。其后，戈公振多次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国运动，先后为东北抗日将士、十九路军抗日将士、伤兵医院，以及受灾地区的百姓捐款，显示出进步新闻记者的爱国赤诚。他对挤住在一处的戈宝权说；“我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你应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慷慨北上

不惜生命独闯日军禁区

1932年3月，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兼翻译的身份随中国代表团前往。他预料出关后危险莫测，用毛笔在红格信纸上写下给堂弟转妹妹的遗书，说“此次赴东北难免遭遇不幸，但为了国难还是前往，不惜生命”，慷慨北上。

调查团驻沈阳大和饭店，附近就是日本警察总署和关东军司令部。日方派来许多特务，三四个特务“保护”调查团一人，下令中国随员不准踏入“满洲国”一步，如越雷池，立即拘捕，处以极刑。

戈公振不顾禁令，径去日方控制区实地调查，三次潜入沈阳城内，亲临“九·一八”发生地北大营和张作霖的帅府调查，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4月24日第三次秘密前去时，日人侦悉他在四平街同和茶馆品茶采访，派警察团团包围，顾客奔避一空，戈公振谈笑自若镇静异常，竟被拘入省会警察第一分署；由于戈公振在进城时曾向警署声明在先，弄得日本警察厅长三谷清颇为尴尬，经多方营救，终由分署派汽车护送返回驻地。

戈公振北上历时6个月，行程3万里，返沪后写成长篇通讯，用笔名“K”在《申报》连载六天，揭露日本侵占和统治东北的真相。7月14日又应邹韬奋之请，为生活周刊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激发国人的爱国觉悟：

“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危词耸听。

“东北今年耕地一半无收成，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惨景万状，其势非与全民族共赴奋斗，打出一条生路不可”。

1932年10月，戈公振随李顿调查团去日内瓦参加国联特别大会，看到国联不能解决日本侵占东北的问题，乃发通讯至国内，指出国际调查团的伪善，“我国之所谓友邦，实际皆有侵略我国之心”，东北问题“是要靠中国自己奋斗的”。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新闻作武器的斗争实践中，戈公振的爱国主义思想日益成熟。

我是中国人

爱国宣言彪炳中华史册

中日关系进入紧张时期，中俄在日内瓦宣布恢复邦交。戈公振于1933年3月随中国驻苏大使从华沙前往苏联。三年时间考察了十数个加盟区的五年计划建设，“目睹苏联已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新的主义已代替了旧的主义”，“领略这新国精神的存在”，思想“猛烈进步”，甚感“已加入一种新的生活”。他发回大量报道苏联建设、实写苏联进步的文章，后由邹韬奋编成《从东北到庶联》一书出版。

1933年，《生活日报》被迫停刊。主办人邹韬奋被国民党列入暗杀名单流亡海外两年后勇敢回国，两次致电戈公振，盼其回国再主编《生活日报》，宣传和组织救亡。戈公振接电后，立即乘苏联“北方号”海轮回国，1935年10月15日到达上海，次日专门到遭暗杀身亡的史量才灵堂吊唁，第三天身体不适住进医院，初诊怀疑为盲肠炎，21日下午开刀，22日病情恶化不幸辞世，享年46岁。上海新闻界成立治丧处隆重理丧，公葬戈公振于上海市公墓。

哀送大殓礼毕当日，邹韬奋不胜悲痛地写下《悼戈公振先生》，回顾戈公振弥留之际与他谈话的情景：戈公振在极端疲乏之中，突然眼睛睁得特别大，语音也特别激昂地说，“俄国很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终至力竭声嘶，沉沉昏去，醒后从被单里缓缓伸出颤抖的左手，与病榻旁的好友们一一握别。邹韬奋在悼文中深情写道，“我们正希望他能为已沦入奴隶地位的中华民族做一员英勇的斗士，不料他竟匆匆地撒手而去。回忆他在弥留时睁大眼睛那样激昂地——我觉得他是很愤怒地——对于侵略者的斗争情绪，不禁搁笔痛哭……”。

1942年，沈钧儒先生应陶行知先生之嘱，写下“我是中国人”的书法墨宝，题跋云：“这五个字，是戈公振先生临逝只剩一丝丝口气，若续若断吐出留在世间的一句话。五年前在上海，某夜（注：11月25日夜）读邹韬奋先生所为哀悼文，至此非常感动，因拟作五言绝句以记之。三首就，第四首先写一句，即用戈先生语，竟不能续，再写，仍为此五字，到底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一句重一句，几于声嘶极叫。当时写毕，泪滴满纸，但不自承为诗也。行知先生见而许之，并嘱书。此三十一年一月。沈钧儒记”。

“我是中国人！”是戈公振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和结晶。

现在，沈钧儒墨宝“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及题跋，镌刻在戈公振故居前的照壁墙上，挟迥迥如雷之声，熠熠生辉；激励故乡今人和四方参观者，牢记我是中国人的身份和责任，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增强三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与时俱进的努力和贡献。（朱兆龙）

（谨以本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戈公振先生逝世80周年）

戈公振在《生活周刊》公布捐助东北义勇军款项收支情况的样刊资料

戈公振在《生活周刊》牵头发出的捐助东北义勇军启事的样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