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欧阳修为《梅圣俞诗集》作序时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的确如此。不说《诗经》里的那些无名作家，由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后，200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在艰难困苦中吟咏出一篇篇灿烂的诗章。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泰州东淘（今东台市安丰镇）吴嘉纪那样终身潦倒而又才名远播的诗人却非常罕见。田园诗人陶渊明当过县令，弃官归隐后自称“家贫”，可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有条件“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苦吟诗人孟郊、贾岛一生坎坷，但毕竟分别做过协律郎和司仓参军，虽无军政大权，但高低也是官职。至于欧阳修为其诗作序的梅圣俞（即梅尧臣）也官至直讲，在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教授六经，曾经协助欧阳修主持科考。苏东坡高中进士第二名后特意写下《上梅直讲书》（见《古文观止》），感谢他这位伯乐。而吴嘉纪则不然，他坚决放弃了可以做官的机会，终身布衣，未入仕途，“以穷老终”。这就注定了他在古往今来数以万千计的诗人中的独特地位。

吴嘉纪字宾贤，一字野人。又因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陋轩，陋轩也成了他的字。吴嘉纪生于明末苏北海滨的一个书香之家。他从小聪慧过人，《东台县志》称他“童时习举子业，操觚立就，见地出人意表（小时候读书，落笔成文，见解独特，出人意外）。”年轻时应科举考试，被主考官取为秀才第一名。此时只要他继续努力，搏个举人进士，就此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看来不是问题。然而，重修的《淮南中十场志》（中十场为东台县的前身，县志中大量资料引自该志）却这样记述他在乡试高中后的举动：“无何，辄弃去。曰：‘男儿自有成事，奚必青紫为！’（青紫是官服的颜色，代指做官。）自是专工为诗，历三十年，绝口不谈仕进。”《淮南中十场志》重修时吴嘉纪尚健在，其事实绝对可以相信。读到这里，真叫人搞不明白吴嘉纪头脑里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他如果不想做官，何必去应试谋取功名。既然已经拿到入场券，迈出了很光辉的第一步，为什么半途而废，改弦易辙？

笔者粗粗地考察了一下吴嘉纪的生平，终于发现，他实在生不逢辰，时乖命舛。吴嘉纪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当吴嘉纪在科举考试中初露头角之时，传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手上的大明江山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吴嘉纪府试高中不久，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先是李自成攻进北京，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称景山），闯王当上大顺皇帝。接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山海关。大顺军一触即溃，龙椅还没坐暖的李自成仓皇出逃。爱新觉罗·福临君临天下，称顺治帝，国号大清。至此，延续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基本落下历史的帷幕。

爱新觉罗氏定鼎北京之后，也一样沿袭了历朝历代的惯例开科取士，千方百计网罗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然而，中国封建时代历来视少数民族为夷狄，总认为皇帝只能由汉族人来当。如今满族入主，南下的清军又大肆屠杀百姓，吴嘉纪的犟劲儿上来了。他虽未能像顾炎武、夏允彝（都是江苏的知识分子）那样毁家抒难，乃至杀身成仁，也未能仿效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但拒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江山非旧各酸辛，浮云富贵让他人”的诗句表明志向。《淮南中十场志》重修于1673年，从明亡到此时，首尾相衔恰好三十年。个中缘由，方志书中哪能明说，只好用“辄弃去”三字含混带过。

古话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原动力。“仕”即是官，一般读书人只叫做“士”。“士”只有加上立人旁成为“仕”，才能够挺直脊梁成为人上之人。东淘是安丰的古名，属于淮南中十场之一，居民多以烧盐、种地为生。吴嘉纪放弃了科考，老祖宗又没给他留下一片亭场（晒灰淋卤以供烧盐的场地）和一垄耕地。他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授经里门”（即在家乡教书）。晚年为偿还向盐商借下的高利贷，他甚至不得不亲自到六灶河烧盐。他创作的一首七绝：“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热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正是他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好友吴雨臣还赠金鼓励他经商，故而他也曾“贩薪白驹场，籴麦清江浦（清江浦即现淮安市）。”不过，隔行如隔山。看来生意也做得很不成功，贫困始终如影随形。他的住地低洼，雨季洪水甚至能淹到门腰。一楹茅屋既矮又小，墙坏顶破，门窗不全，大白天也人迹罕至。他在一首《破屋诗》中这样描绘自己的处境：“墙老土柔力渐微，或倾或侧纷狼籍。野狸黠鼠恣来往，青天色冷接床席。烈风怒号落吾宅，宅舍压倒存一半。”尽管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他仍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作诗吟诗，即使坛子里没有米粮也毫不在意，就像颜回一样自得其乐。

可是，诗人岂是什么人都当得的吗？中国的古诗发展到唐代已达到巅峰，如果说宋代还曾出过像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这些璀璨诗星的话，那么，自宋之后，而元，而明，而清，诗界已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不仅诗人数量剧减，能望李杜苏辛项背的巨星更是寥寥。吴嘉纪要想成为一名诗人，就必须开拓创新，有所建树，这谈何容易！

吴嘉纪不管不顾，执着而又坚韧地迈向他既定的目标。他黎明即起，不是捧卷诵读，便是踱步行吟。也有时终日苦思，仍未得一句，他只好焚膏继晷，夜以继日。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由于思虑过度，又患上了咯血症（肺病）。即使这样，他也不曾有丝毫的怠惰。作诗之余，他还常到茅棚灶屋，与田夫野老攀谈，倾听他们的心声。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灶民（即盐民），所受的苦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儒家学说本以人为核心，所谓“人者仁也”，就是要求人与人要相互关心，相互亲善。接地气之后的吴嘉纪，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决心用笔来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呼号呐喊。

东淘虽偏处一隅，却是人文荟萃之地。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诞生了启蒙思想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王襞父子，全国各地许多学子慕名前来求教，有的就在此定居。同一时期，当地文人还发起建立了东淘诗社。延续至吴嘉纪时，他又联络带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士，如程岫、汪闲光、吴后庄、郝羽吉等，号称“东淘十一子”，在诗社里切磋吟哦，自然，吴嘉纪发挥着引领的作用，他们不少人后来都有诗集刊行。

吴嘉纪放弃了功名利禄，却歪打正着，获得了一个锤炼思想与艺术的绝好环境。历史的风云，民族的纠葛，生活的积累，情感的熔融，这一切的一切，时刻在他胸中如岩浆般孕育积蓄，涌动鼓涨，促进了艺术的升华。一旦条件成熟，便立即喷薄而出，不可遏止。请看他这首《赠樊村王鸿宝》：

“当时邻舍已全非，寂寞寒村一布衣。避地至今牙齿堕，力田连岁稻粱稀。烟深草泽耕牛散，水落蓬门旧燕归。苦竹寒松生意在，春来膏雨正霏霏。”

王鸿宝号钝夫，也是十一子之一，是吴嘉纪的同乡兼诗友。后因逃避捐税，移家至距安丰二十五里的樊村。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晚唐杜荀鹤《贫妇》诗句）。在这首七律里，吴嘉纪给我们勾勒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王鸿宝“避地”之后，更显衰老。他终岁辛劳，但收成很差，连耕牛也养不下去，唯有旧燕来与他作伴。勤劳的农民生计为什么会如此窘迫？吴嘉纪并未挑明。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思索，便不难得出“苛政猛于虎”的结论。说它是一篇诗体的《捕蛇者说》，应当之无愧。不过，这首诗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哀怨而不悲观，末尾两句充满生机与信心，对诗友是极大的激励。

农民力田难求温饱，灶民的生活又如何呢？再请看《海潮叹》：

“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飘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征课促残生。敛钱堕泪送总催，代往运司陈此情。总催醉饱入官舍，身作难民泣阶下。述异告灾谁见怜，体肥反遭官长骂。”

我们从这首纪述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三日飓风挟潮三昼夜淹死中十场“男妇老幼几万人”事件的古风中可知，灶民已经遭受天灾，许多人家破人亡，连尸体都找不到。侥幸活着的人们依然担心征收盐税（即“征课”）的官吏来勒逼，凑钱买嘱总催（各场负责征盐税的官吏）向运司（掌管盐政的衙门，也指代这一衙门的主官）报灾，申请减免税收。运司毫不理会，反将总催痛骂一番。在这首乐府诗里，灾民的不幸与无告，总催的贪婪与颟顸，运司的冷酷与凶残，全都跃然纸上。

不仅如此，在吴嘉纪的灵魂深处，还萦绕着眷念前朝的家国情愫。创作了数量颇多的揭露清军暴行、讴歌百姓抗争精神的诗篇。像《过史公墓》《李家娘》《过兵行》《难妇行》及《流民船三首》等。七律《过史公墓》，缅怀史公（即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之情和亡国之痛跃然纸上。乐府诗《李家娘》则歌颂了一个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年轻妇女。诗前有这样一段小序：“乙酉夏（顺治二年，1645年），兵陷郡城（指扬州），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进，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破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咸称李家娘云。”寥寥六十多字将李氏妇的刚烈和清军的残暴刻划得淋漓尽致。而古诗《一钱行赠林茂之》，则以遗老林茂之珍藏的一枚万历钱（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为题材，抒发出诗人的故国之思。

“先生春秋八十五，芒鞋重踏扬州土。故交但有丘茔存，白杨摧尽留枯根。昔游倏过五十载，江山宛然人代改。满地干戈杜老贫，囊底徒余一钱在。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却是先朝万历钱。”

扬州是什么地方？是史可法领兵抗清兵败就义之地，是被清兵攻陷后屠城十日制造了八十万无辜冤魂之地。“故交但有丘茔存，白杨摧尽留枯根。”那些已成“丘茔”的“故交”，想来便是清兵入城后的刀下之鬼。桃花李花虽然开得灿烂，但城里人多眼杂，只能登上渔船躲避到乡村，才敢将万历钱展示出来含泪欣赏。

吴嘉纪终于脱颖而出了！其诗友汪楫（康熙十九年举博学鸿儒，曾任驻东台的盐运分司和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将吴嘉纪的诗推荐给司农（户部侍郎）周亮工。周亮工非常欣赏，又转而推荐给曾领清初诗坛盟主数十年、时任扬州府推官（协助知府管理司法刑狱的官员）的王士祯。在一个大雪纷飞、万籁俱寂的深夜，王士祯手捧吴嘉纪的诗卷“且读且叹”，击节称赏，情不自禁援笔写下一篇《陋轩诗序》，序中称其读者“如君白首藜藿，戟影穷海之滨，作为诗歌，托寄萧远，若不知有门以外事者，非夫乐天知命，乌能至此！”第二天，王士祯派人急驰二百余里，把这篇序文送给吴嘉纪，鼓励吴嘉纪将诗稿刊印。没想到，吴嘉纪一日三餐尚难以周全，哪有余钱可供付梓！后来，还是泰州分司汪兆璋将吴诗搜集了400首，整理刊刻出来。

中国文人历来有攀附的坏毛病，总想凭借某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荐引以求飞黄腾达。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李白，尚且写过一封充满着阿谀之辞的《与韩荆州书》，赤裸裸地请求荆州刺史韩朝宗给他一个“扬眉吐气激昂青云”的机会。如今，吴嘉纪倘若想通过这些既主诗坛又居政坛的大腕谋个一官半职，改善一下自己和家人的处境，简直是易如反掌，更何况吴嘉纪此时的经济状况已是极度艰难。可是，吴嘉纪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始终不肯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

康熙十九年（1860年），吴嘉纪62岁，已垂垂老矣。是年七月十四日，西堤决口（西堤即运河经高邮、宝应一带的的大堤，这段运河河底高于地面。一旦决口，称之为“倒河塘”，高宝兴东等里下河各县尽成泽国），东淘平地水深三尺。吴嘉纪记述当时的情景是：“欲渡无船，欲徙无室，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涛中五日夜。抱孙之暇，作《堤决诗十首》。诗成对落日击水自歌。境迫声悲，不禁累累泣下。”为节省篇幅，下面选录其中的四首：

“今日随人去筑堤，明日随人去守堤。飓风淫雨无休息，土湿泥流积不得。杖藜登高看水涨，东舍西邻白泱泱，虾蟆入门坐萍上。”

“浮来草屋如浮萍，蟋蟀啾啾屋脊鸣，家人延颈望天晓，水作北风寒气早。桁无衣裳缶吾无餐，（缶吾读wú,古代可盛五升的瓦器），空肠瘦骨挡狂澜，何时有暇愁饥寒。”

“暮年辛苦饲孤孙（笔者按：孤孙系长子大年之子，大年于吴嘉纪59岁时病故，吴嘉纪曾作《送瑶儿》诗）黄口命倚白头存。饼饵断绝已两日，水中走来抱我膝，秋鸟仓鸟（秋鸟仓鸟读qiūcāng,古书中说的水鸟）天上鸣嗷嗷，叹息汝祖非其曹，不得抱汝出波涛。”

“去年夏秋雨泽绝，嘉禾枯似翁媪发。今年久雨夏日冷，黄鱼黑鳖戏树顶。无税无粮食官长矜，吏胥用钱求开征，以灾为丰尔最能。”

在贫病交迫之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六十六岁的吴嘉纪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十七世纪在中国东部升起的一颗诗星悄然殒落了。他去世之后，儿孙竟无钱购买棺木，料理丧事。多亏诗友程岫集资相助，才得以敛葬于梁垛开家舍。程岫又请清初遗民诗人陆廷抡为吴嘉纪的小影题赞，并搜集吴嘉纪诗稿1265首，编成《陋轩集》六卷付梓，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后人这样评价吴嘉纪的诗：“幽澹似陶（陶渊明），沉痛似杜（杜甫），孤峭严冷似贾、孟（贾岛、孟郊），五七律并驱高、岑（高适、岑参），古体直逼汉魏，自成为野人之体。”乾隆进士、贵州学政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着眼于诗的气质和气韵，将吴嘉纪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诗人顾炎武相提并论。他说：“顾宁人（即顾炎武）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地。”“金石气”表示坚毅，是顾炎武坚贞不屈精神的写照；而“姜桂气”（生姜和肉桂）则反映了吴嘉纪清苦甘辛的布衣形象。我则认为，吴嘉纪直追杜甫，他的诗尽得杜诗真谛。杜甫生活在大唐由极盛走向大衰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在饱经忧患痛苦之后，把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主题带进诗歌领域，其诗歌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被尊称为“诗史”。吴嘉纪生活在明清易帜、革故鼎新之际，也同样饱经忧患。他虽未直接参加抗清的武装斗争，内容也不涉及军国大事，但他布衣终身的身份使得他比杜甫更接近人民，了解人民。他的诗忠实记录了底层人民的哀愁与呻吟，怒吼与抗争，是继杜甫之后的又一部“诗史”。

可是，由于《陋轩集》中有不少眷怀故国、揭露清朝统治者鱼肉人民的诗篇，犯了大忌，出版后就被清王朝列为禁书（见《清代禁书总目》）。不过，吴嘉纪仍算是幸运的。清军入关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人民思想文化的控制手段极其严酷，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仅收入《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就有康熙时的浙江归安庄廷珑案，安徽桐城方孝标、戴名世案和浙江海宁查嗣庭案；雍正时的湖南靖州吕留良、曾静、张熙案，工部主事广西人陆生楠案；乾隆时的浙江天台齐周华案、广西巡抚鄂尔泰与湖南学政胡中藻案、江苏东台栟茶场（栟茶场为中十场之一，原属东台，后划归如东）徐述夔案，江苏常熟钱谦益案等十多起。每一起都牵累多家多人，如庄廷珑明史一案单被处死者就达七十多人，连销书买书者都难逃一死。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建县后第九年）的徐述夔《一柱楼编年诗》案，只因诗集内有“明朝期翻翮，一举去清都”（“翮”读和，指鸟的羽毛。“清都”，指天帝所居住的宫阙。诗句的本意是：期望明日能振翅高飞，直达天上宫阙。而清廷将其曲解为作者想推翻清王朝），“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等句子。被告发后，去世多年的徐述夔及儿子怀祖遭戮尸；江苏布政使（主管一省财税、民政的高官）陶易，述夔孙食田、食书，及列名校对之徐首发、沈成濯，与陶易幕友陆庆，俱论斩；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知县涂耀龙被革职究问。曾为徐述夔作传的原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沈德潜，尽管身故，也革去官衔谥典，撤出乡贤牌位，扑毁祭葬碑文。后来，又因发现沈德潜《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帝竟定其为诽谤，下诏戮尸。

和徐述夔相比，《陋轩集》中，对清王朝不敬之辞比比皆是，而且直白露骨。吴嘉纪包括他的家人何以能够逃过此劫的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得益于一个“穷”字。吴嘉纪不仅本人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贫无立锥之地（他去世之时，家中还暂厝着无处安葬的两口棺材），破败的茅屋难蔽风雨，而且“生数子，皆不学，或舂赁无以自资（几个儿子都没读多少书，靠打短工谋生）。”而前面所举受文字狱牵连的罹难者则不同，他们不是高官，便是富室，树大自然遭风。例如栟茶徐述夔之所以遭难，就是因为有人觊觎他家的田产，敲诈不成，转而告密。世事就是这样的吊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穷”，从物质角度说，虽苦了吴嘉纪，却又保全了吴嘉纪，乃至他的家人，他的亲友。这又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清代诗人陈宝写了一首《题陋轩集后》的诗，可算是对吴嘉纪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地留诗卷，沧桑老布衣。独将穷士泪，时向海云挥。寄远愁兰蕙，余生饱蕨薇，编本熙义后，栗里诵遗徽。”

是的，作为一名穷士，吴嘉纪的诗的确不是用笔墨书成，而是用血和泪涂抹而成。他把亡国之痛，种族之恨，人民的苦难，个人的忧愤，全都化作了血泪，挥向海天之际。时隔2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手捧《陋轩集》的时候，仿佛还能看到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血泪的飞洒，听到他一声声深沉的叹息。（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