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抵达故乡。寻觅，我们一直在路上。

对于故乡，我们至多算是一个过客。

前几天，祖母过世，家人把她的坟茔安在父亲的墓边。那块墓地靠着河边，可以听见水的宁静和喧闹。过了河，便是村庄，那条从地里伸出的土路，尽管七拐八弯，但它的一头是村庄，另一头是坟地。

或许，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某种纪念吧？几年前一直不变的设计。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有自己的坟茔，和他生前的那个家，遥遥相望。

祖父哭忍不住，在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二爷爷的搀扶下，一路哭到坟场，说是给祖母送几件衣服。一个七十几，一个九十几，两个垂垂老矣的汉子，一搀一扶，一跌一撞，走在金色的稻田中间，走在悲伤之中。

哭丧，是故乡的风俗。哭腔是不用人教的，情到深处，或是对死者的眷念，或是对生者的安慰。

过了秋分，故乡的秋天，总算是轰轰烈烈地到来了。草木枯索，狗尾巴草成天地翘着尾巴。庄稼，该枯的枯；树叶，该落的落。人与人，一场聚散，在秋天似乎多了一层壮烈。那些祖母打理过的庄稼，继续在秋天站着，等待最后的成熟；那些祖母走过的路，路边野草疯长，路上车印、人的脚印，还有猫狗鸡鸭的爪印，错综复杂，就如同理不清的愁绪一样，满是的。

人家的屋檐下，堆着小山似的玉米棒，一个个肥嘟嘟的，黄灿灿的，等待那些劳作的手，那些长满茧子的手，去抚摸。山芋，在地里长，性子急的，冒出半个肚子，把田垄顶破了土，性子慢的，还在踢胳膊伸腿。稻田边的拾边地上，长着一排一排的芋头，一个个叶绿茎肥，在风中摇着。几个老人，正在谷场上，摘花生。花生是最早收获的吧，一个个连根拔起来，晒几天，然后一缕缕摘下来，清洗，晒干。而祖母的手，永远休息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学会了做菜。把新拔出土的芋头籽，去皮，切成小块，在油锅里翻炒，然后放上水，烧开，烧烂。在起锅的刹那，撒上刚出芽的蒜末。如此一道美味，在撒上蒜末的那个瞬间，就注定了它的涅槃。秋蒜，是这个季节里，厨房里飘出的最诱人的味道，作为美食中的调味剂，它不是主角，赛似主角。烧山芋、烧芋头、烧肉、烧鱼、炖蛋，有了蒜末才够味，才不遗憾。

秋虫是自由的，在屋外叫个不停，偶尔三两只，跑进屋里来，在昏暗的角落里，依然叫个不停，有时候会有几只不识时务的跳蚤，在脚边蹦跶不休，胆大的跳到桌子上，甚至床上。这些黑夜里的精灵，白天倒是很安闲，只有在夜晚，才得意洋洋，胆大妄为。倒是一向听惯了，偶尔安静，却反而不适应。闹腾是它们的本性，而这也是秋夜的独特之处。尤其是在异地的时候，倾听几声秋虫的鸣叫，倒也能排解一些对故乡的思念。

在我的老家，大片的农田是成片划分的。这片种棉花，那片就种水稻；这片长花生，那片就长黄豆。一切都是约定好的，无需言语，旱田和水田，一年一换，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当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想看金色的稻子，只要往路上一站，你的左右东西，全是稻子，海洋一般，置身其中，仿佛感到稻浪的冲击。走在其中，如在画中。在秋天，那稻花的醇香，会使任何一个人醉倒。在棉田，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向日葵在田头的圩堤上高耸，棉花的叶绿的绿，黄的黄，还有棉花的花，红的、白的、粉的，应有尽有，真不懂怎么会开出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花，每一朵像一个倒着的小铜铃，在绿叶和枯枝之间，如星星一样。棉花果也绽开了，白花瓣被阳光扯出很长，一瓣一瓣在无边的棉田里吐着舌头似的，一派繁忙，喧闹的态势。忙碌其中的农人，汉子或妇女，如流动的星辰，如浮游着的莲花。在故乡，忙碌是最美的风景，稻香是最美的味道。

如果说村外是大幅的油画，那么进了村，就是小幅的工笔。人家篱笆上的扁豆，拦着秋风不准过，编织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扁豆夹挂得满满的，扁豆花紫得刺眼。还有大冬瓜，这里躺一个，那里挂一个，毫不守规矩，没有秩序的概念。丝瓜很女性，优雅地攀在高处，一棵树，或是一堵墙，都是它委身的对象，如玉一样圆润的丝瓜蒌，像是捉迷藏似的，藏在叶子的后面。

和故乡，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告别。故乡，不需要告别，也无所谓重逢。谁又曾真的离开过呢？当我们的双脚，足够有力，即便我们走得足够远，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把故乡带到了远方。不禁的，不知何时起，养起几盆故乡常见的植物；不知何时起，我们总喜欢站在月光下，仿佛眼前就是故乡……我们的生活，成了别处故乡的缩影。那情恰似“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们又何曾走出过故乡的一寸一厘？所谓的出走，不过是精神的一场寻根——我们永远走在抵达故乡的路上，永远。（河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