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 月，日寇侵占东台城。三灶一带的通榆公路是南北交通要道，成为日伪军下乡扫荡的必经之路，百姓深受其害。

5月，国民党委派的三灶乡长派人去潘舍，调其驻军来袭击和追捕到此骚扰的几个日本兵，可驻军行动消极，日本兵除淹死一个外全都逃走。日寇连夜来三灶报复，烧掉三灶53户房屋237间，打死男女老幼10 人。

7月13日，日寇再到三灶，烧掉150多间房屋。三天后又来烧杀，王恒桥一家三代3 人同时被杀，13岁的小女儿被鬼子刺刀活活划开胸膛扒出心脏。此前在救亡运动中自发捐款100元法币慰问前方抗日将士的吉王氏家，惨被烧光。

鬼子的暴行激发了三灶百姓的国仇家恨，尽管处在敌人控制的城门口，也以多种形式和方法投身到抗日复仇之中。

三灶民众早就有着敢于斗争的勇敢精神。清同治初年（1862年前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的太平军降将詹以安，被派往东台“采办”军饷，在东台横暴淫乐，其部下狐假虎威、吃拿卡要、奸女杀人，激起普遍民愤。因为他们是巢湖人，被呼为“焦糊子”。泰州盐运分司运判萧凤孙、东台知县高凤清不敢受理民众的告状，被詈为“萧遥自在，高枕无忧”。愤怒的百姓忍无可忍，群起反抗，火烧了他们的兵船，“焦糊子”们四处逃身。这天，两个“焦糊子”窜到三灶，还想诈掠钱财，遇到木匠姜春元，奋起与其搏斗，用木工斧头将两人砍了。

尽管三灶是敌伪下乡扫荡的桥头堡，1940年末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革命工作一直做到敌人城脚下。工作队利用夜晚或阴天下雨走村入户，宣传抗日。三灶百姓参加农抗会、车抗会，交粮、捐款、做军鞋、搞情报，抗日的星火在城郊汇成一股股地火。

1944年夏，在民主政府工作队的领导下，三灶地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因三灶靠近台城，一些地主心存幻想，对双减阳奉阴违。民主政府召开斗争大会，1500多名贫雇农参加，斗争五个地主。理亏的地主们接受双减，为示表现好，在大会上给雇工发了草帽和毛巾。

同年秋，三灶地区开展了弘扬正气的支前参军活动。义盛乡民兵大队长王广珠、王淦青等16名骨干率先报名，带动一区68名爱国青年踊跃参军，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肆向解放区进攻，东台沦陷后形势紧张。1947年7月，县保安队和自卫队200多人，往三灶、同心、大水洼一带扫荡，强迫三灶乡民朱开之挑子弹箱，带路去捉我方区队长朱开信。朱开之拒绝带路，被当场杀害。扫荡的匪军牵着20多头耕牛、抬着29头大猪、背着30多条棉被返回台城时，被我一区武工队在三灶东边拦路伏击，敌众仓猝逃跑，我方截获10头耕牛、24头大猪、19条棉被，归还被抢的群众。

1948年2月，国民党4个师南北夹击，扫荡东台。6月7日的第四次大扫荡，9000多敌兵对我三灶、头灶、南沈灶等地区大规模破坏，所到之处，房屋烧光，百姓遭殃。10月11日，东台城第三次解放，三灶人和全县人民一起重见阳光。

1949年8月26日，国民党潜伏特务在三灶地区开黑枪，击伤我方一名粮食局干部，抢去自行车、衣物等。三灶人民不怕事，积极配合公安局侦破。9月，特务曹某某落入法网。

新中国成立后，三灶从1958年起，成为东台公社、范公镇机关所在地。2010年前后，与李舍、灶南合并组成新的三灶村。2017年三产总值达到23亿元，上交税收2.1亿元；集体经济年收入230多万元，集体积累3300万元；人均年收入31600元。现为东台镇三灶社区，是盐城市文明村，江苏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村、省电子商务示范村、省生态村、省三星级康居示范村。

日前，笔者乘坐晚班车从外地归来，途经老204国道与三灶街道交会处，见跨街的大型标语牌上，“三灶”二字霓虹灯夺目耀人，心中甚感慰籍，一股暖暖的乡愁盈于胸间。更名范公镇时“让世界了解范公、让范公了解世界”的路边巨幅标语，早已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而飘去，因范公堤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灶村，仍然延续着对范公的敬仰与纪念，让范公的塑像挺立在村中的农民公园内。“三灶”二字的红色光艳，如同当年煮盐的红草火焰一样，闪耀在三灶的上空。

在范公塑像的身旁，陈列着一座古代的铁镬，锈迹如铠甲，平凡而威严。这具挺过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电割、挨过1968年“破四旧”的铁锤、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大铁镬，见证着三灶的沧海桑田，见证着三灶的盐农文化，默默地叙说着三灶历史的点点滴滴。（朱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