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框上贴“清洁条”、向公众公示各家各户家庭环境卫生状况，以此方式推进农村家庭环境卫生治理，这是20世纪70年代，我老家许河公社红星大队，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方法虽然简单，成效却格外显著。我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那些与贴清洁条相关的趣事，至今仍值得回味。

整治家庭环境卫生、开展贴清洁条等活动，以生产队为单位，先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明确整改的具体要求、期限和检查评比时间。由群众推选四到五名代表，组成检查评定小组，逐户对家前屋后、户内户外进行检查评分，当场确定最清洁、清洁和较清洁（亦称半清洁）等次。

为让活动得到多数人拥护，评比中八成左右的家庭都会被评为“清洁”户，“最清洁”户仅占5%左右；考虑到户主的颜面，其余环境卫生较差的人家则被评为“较清洁”。清洁条七八厘米宽、二十多厘米长，“最清洁”和“清洁”用红纸书写，“较清洁”用绿纸书写。检查人员随身带着浆糊，当着户主和众人的面，将纸条贴在其大门的门框上，或门框旁边显眼的地方。

贴“最清洁”和“清洁”红纸条时皆大欢喜，可贴“较清洁”绿纸条，却是件得罪人的事。但由群众选出的代表一点也不讲情面，什么等次贴什么条子，从不含糊。社员会还讨论决定，任何人不得自行把条子撕掉，否则，除了会上通报批评，还要被扣除工分。检查评比活动通常每季度一次，夏季一个月一回。

这一做法关乎家庭声誉，多数人家都怕背负邋遢的名声，自觉地把家里户外收拾干净，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家庭环境卫生面貌因此迅速改观。社员周仁鉴腿有残疾，他老伴平日里爱干净，无论何时，家里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每次都被评为最清洁户，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尽管多数人家都认真对待清洁评比，可贴条的过程中，也总有些小插曲和阻力。记得有一户人家被评为“较清洁”，绿纸条刚贴上，检查评议组的人才离开，户主就把绿纸条上的“较”字裁掉，留下“清洁”二字。后来有人发现他家的纸条比别人家的短了一截，便把这事报告给检查评定小组。当检查小组重新上门核实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家前屋后打扫得非常干净，于是只得为他家换上了“清洁”的红纸条子。

另一户人家，户主没上过什么学，对检查贴条不以为然，不管贴什么条，他既不阻拦也不整改，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即便在社员会上被点名批评也无动于衷。可突然有一天，他满怀愧疚地找到检查组长家求情，承诺定会把家里收拾干净，恳请检查组前去复查并换成红纸条。原来他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介绍人给介绍了对象，女方家对小伙子本身挺满意，特意上门访亲，可一行人到了门口稍作停留便扭头就走。问起缘由，竟是女方家人看到了他家门前“较清洁”的绿纸条，不愿把女儿嫁给一户邋里邋遢的人家。相亲黄了的事在队里传开，他又羞愧又后悔，这才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从此他家的环境卫生彻底变了样，自然也换上了“清洁”的红条子，儿子不久后也顺利订了亲。

在评比贴条的过程中，我也出过一份力。那时我在生产队劳动，平时喜欢写毛笔字，字虽不算出彩，却辨识度较高，因此写清洁条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全队一百一十多户人家，每次写纸条要花半天工夫，平均下来，我一年要写五六次，每次都能得到半天的工分。有时检查评比小组还会把我叫上，专门负责贴纸条。我踩着板凳贴条时，总围过来一群看热闹的社员，叽叽喳喳地猜哪家能贴红条，哪家会贴绿条，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曾有一户人家私下模仿写了一张“清洁”红纸条偷偷换上，结果很快被大家识破，闹了个大红脸。还有一次，有位社员晚上上门请我帮忙写一张“清洁”红纸条，想把原来的绿纸条子覆盖掉，被我父亲及时制止。

贴清洁条的做法持续了多年，不仅我们大队推行，其他地方也推行过，只是具体做法不尽相同。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小小的纸条，对改变农民的卫生习惯和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确实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乡村治理有了更科学的手段，当美丽乡村建设的浪潮让农家院舍焕发出新的光彩，那枚小小的清洁条，便成了封存在岁月里的时代标记。如今，乡村振兴的画卷徐徐展开，从门庭之洁到乡村之美，变的是治理的方式，不变的是全民参与、共筑美好家园的初心。（何仁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