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先

老母亲疾病缠身、双目失明后，我们兄弟俩找来保姆24小时全天候服侍她老人家。最近保姆对我们说，奶奶夜里经常睡不着，有时深更半夜还放声大哭，劝都劝不住……

我和弟弟商量，把老母亲托付给保姆也不是个事，我们还是轮流晚上回到老家，就睡在老屋，如果夜里有什么状况，也好及时处理。

老母亲一直住在老家的老屋里。她适应不了我们的节奏，不肯随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一有空就回家看看，但是晚上再迟也要回到城区的家，因为第二天要上班，耽误不得。

弟说，还是我天天晚上回去吧，第二天起大早赶回来。你事情多，睡眠又不好……

我说，那不行……

见我态度坚决，弟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就这样，38年后，我又睡在了老屋，睡在了与母亲靠得最近的地方。

老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砖瓦结构的低矮平房。东西两头各一个房间，父母住一间，我和弟弟住一间。其实，每个房间仅能安放一张床。中间是所谓的“明心间”，相当于城里商品房的客厅，是放置家神柜敬菩萨，摆放饭桌吃饭的地方……尽管很逼仄，但一家人住得很温暖。

后来，我和弟弟都长大了，父母又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幢新房。虽然仍是砖瓦结构的平房，但比老屋要高大、宽敞，也气派得多。

父亲对弟弟说，你哥工作早，对家庭的贡献也最大，这刚砌的新房就归你哥。再说他马上要结婚了，总不能结在老屋吧。这老屋呢，就分给你。不过，我和你妈要和你一起住。

面对明显的不公平，弟弟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想说几句，父亲制止了我。

按照父亲的意思，大表哥起草了《分家书》，我和弟分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我结婚了。新砌的房子成了我的新家，我再也没有在老屋睡过。即便1995年年初我调到城区工作，卖掉了父母分给我的新房，在城里一时没有住房，全凭租房生活，也没有回老屋睡过。

其实，38年来，老屋几乎就是母亲一个人住。父亲去世得早，弟弟从学校毕业后先是分在一家乡镇医院，后来也调到城区工作并安了家。老屋是分给弟弟的。他翻修了老屋，逢年过节一家人都回老屋陪母亲住上几天。我总觉得弟弟回老屋陪母亲是理所当然，也就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作客人，有空了就回老屋陪母亲吃顿饭，然后汽车后备箱装满母亲准备的蔬菜瓜果，就打道回城……

现在，我必须回到老屋，睡在老屋。

妻问，睡在老屋，你习惯吗？

我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心想，这还要问吗？肯定不习惯，但不习惯也得习惯。

你把安眠药带上，万一睡不着，可以吃一粒。妻说。

我默默地把安眠药揣进包里。

保姆早就把老屋的东房间收拾好，将床上的被褥晒了又晒。老母亲却催我早点回城。我反复告诉她，我今天不走了，就睡在老屋。她先是半信半疑，后来终于信了，嘴里不停地唠叨，睡在老屋好，睡在老屋好……

吃过晚饭，和保姆一起把母亲安顿好，等到她完全入睡，我才回到东房间。乡村夜来早，我躺在床上，周围一片寂静，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几声猫叫。床，还是38年前的那张床，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

小时候，我很少在其他人家过夜。我胆子小，总觉得睡在自家的床上心里才踏实。记得一天夜里不知是我还是弟弟翻了一个身，随即便听见“咯吱”一声响……我们谁也没有理会，继续呼呼大睡。第二天早上母亲进来发现，我们睡觉的床一头高一头低，再细细一看，原来一头的两条床腿断了。母亲嗔怪道，真是两个小懒虫，在这样的床上，竟能像猪一样睡得香……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耳边响起一声高过一声的公鸡打鸣声，麻雀也在窗台边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一时恍惚，睁开惺忪的双眼，四下打量了一番，才明白自己睡在老屋。保姆激动地说，奶奶今天夜里睡得特别好，甚至还打鼾了。你看，她老人家到现在还没醒呢……

这时，妻的电话也打来了。她关切地问道，夜里睡得怎么样？安眠药吃了吗？

我说，睡得很好，没要吃安眠药。

这就怪了。妻先是不解，随即又好似明白过来，说，你睡在老屋，看来比吃安眠药还要管用。那以后，你就经常回老家，回老屋睡……

我蹑手蹑脚地来到西房间，看着仍在熟睡中的老母亲，心想：老母亲就像风中飘摇的蜡烛，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要是她哪天没了，老屋还会在吗？

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满是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