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为山先生相识甚早。

他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读书时，我们便有书信往来。为山写信喜从右往左竖写，文字繁简相间，语辞文白交融，加上行书夹行草的笔迹，尽显文学与书法功底，亦见其追寻传统文化与先贤足迹之志趣，字里行间透露出与众不同的大家气象。

1983年暑假，是我俩交往最深的一次。

我有位师范同学爱好摄影，自备“海鸥120型”相机、显影定影设备及暗房，唯缺摄影棚背景。在南师读书、回乡度假的为山，受家父之邀，欣然来我家为朋友作画。

我老家村庄位于时堰镇西首，距镇三华里；为山家住镇区西南端，屋后有砖道直达我庄。清晨，他戴顶大草帽步行而来；中午在我家吃便饭。饭后，我卸下两块门板搁在天井水杉树荫下，我们躺在上面休息。傍晚太阳西斜，他步行回家。

不到一周，一幅3x3米的苏州拙政园油画便挂在我家堂屋后墙上。

未借助任何放大设备，他将日记本插图——大小如烟盒的照片——同比例复制到整幅画布，凉亭、小桥、假山、近景、远树，乃至色彩与光影，酷似照片呈现在众人眼前。我惊叹其比例之精准、技艺之高超，问他有何诀窍。他一笑，说：“没啥诀窍，按比例照母本画呗！”再三追问，他才透露秘密，说自己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看事物只需瞄一眼，影像便能在视网膜上停留两秒。我听后，兴奋地喊道：“你天生就是当大画家的料”！他又一笑，说：“做我的模特无须静坐不动”。

当年，为山同时收到中央美院和南京师院的录取通知书。我问他为何不去京城而选择后者。他说，南师美术系源自中央大学艺术系，历史底蕴深厚，藏有徐悲鸿从法国带回的一批大型“写生模型”石膏像。这些造型精准、结构严谨的模型，对练习素描、掌握西方写实绘画技法大有裨益。

作画期间，适逢公社电影船来我庄放电影。太阳尚在天上，孩子们已肩扛长凳，匆匆赶往放映场“抢占”最佳位置。

早年，乡村文化生活贫乏，农民获取娱乐、了解外界，主要靠吊在屋里的小喇叭。一月来一次的公社电影船，是农村单调生活中最鲜亮的一抹色彩。小时候，我是影迷，常与小伙伴去周边村庄“赶场子”。去晚了看不见，便站在银幕背面看——人像虽反，依然看得津津有味。

童年的为山曾随父母在乡村学校生活，也深爱露天电影。他说，满天星斗下，两根竹竿撑起一块银幕，雪白光柱映出晃动的光影，是他抹不去的乡村记忆。他告诉我，母亲煮晚饭时，会炒些干蚕豆塞进他的口袋；边吃蚕豆边看电影，是他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我曾为公社电影船撰写过一副春联，后被省广播电台用于全国文明村专题录音报道。

披星戴月驾扁舟荡千处处处笑语欢声

沐雨栉风送欢乐至万人人人奔走相告

为山看过，感叹道：“描写虽夸张，却是事实——水乡电影船，是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使者。”

那年暑假，我正为公社文化站写小戏，提纲已获县文化馆通过。我请他做舞台设计。他听我讲完小戏的人物和情节，顺手画了舞台设计草图。得知我创作的小戏剧及故事曾在县里比赛中获奖，他鼓励我沿着文学创作的路走下去。回学校不久，又来信祝我“文学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1984年暑假，我患病住在镇医院。登泰山归来的为山听说后，提着一只大西瓜到病房看我。谈及泰山极顶之险峻、云海日出之苍茫、秦始皇封禅碑迹之古朴，他感慨万千，盛赞自然伟力之雄浑、民族历史之厚重。多年后，我亦登上泰山极顶，却逢漫天大雾，未见云海日出，亦未寻得为山所说之碑迹，甚感遗憾。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市教育局。

那时，我已从学校调进局机关。为山受市领导邀请，来我市为新四军东进塑像。文化局与教育局在同一栋楼，他来办事时与我相遇。互致问候后，他简述了工作情况，我祝他创作顺利。

自此分别，再未联系。

关于他的消息，多从媒体及友人处得知。每见他工作有新进步、艺术创作有新成就，在为他高兴祝福之余，也会忆起当年树荫下门板上，我俩聊电影、聊童年、聊艺术的情景。想起他祝我文学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的话，便有些汗颜。调进机关，事务繁杂，虽未完全放下笔，却终究将更多精力付诸公文案牍。退休后，方才出版长篇小说，亦偶有散文获小奖，与他这位国际著名雕塑家享誉世界的艺术成就相比，深感惭愧。

2025年12月，吴为山先生将自己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创作的66组（涵盖110个人物）雕塑手稿捐赠给纪念馆。12月12日，《环球时报》整版刊发专访《用雕塑“复活”遇难同胞的灵魂》，讲述他为正义与和平“立碑”的心路历程。看过报道，不禁被为山先生满腔的爱国深情所感动。（鲁锦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