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两天，三仓烈士陵园公墓区，我和两个妹妹来给父母扫墓。我蹲下身擦墓碑，大妹、二妹摆上点心，谁都没说话，眼眶却都红了。妈妈，我们来看您了。

母亲陈龙芳是正月初四走的。那天家家户户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里，她却选了这个日子，像是怕给儿女添麻烦。这个细节，太像她了——一生都在为别人着想，连离开都挑了个“方便”的日子。整理遗物时，我翻出一件藏青色灯芯绒短大衣。那是她三十岁时亲手缝的，整整六十三年。衣领平整，绒面泛光，完好如新。六十三年，这件衣服像母亲一样，朴素、坚韧。我捧在手里，仿佛还能摸到她的体温，还能闻到那淡淡的皂香。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母亲十分节俭，却不欠公家一分钱。早年还有农业税时她总是早早就交齐。“文革”时期，南京知青下放仓胜村。四个大孩子，不会种地，也不太会做饭。父亲心疼他们，母亲更是不忍，一到饭点就拉回家。从此，我家老榆木方桌上多了四双筷子。那时家里穷，母亲宁愿我们兄妹三人少吃几口，也要让知青吃饱。我们眼巴巴看着碗里的饭被拨走，母亲悄悄地说：“人家孩子离开爹娘，多不容易啊。”知青返城那天，四个知青来到母亲面前齐声喊“妈妈”。多年后，他们来信，开头永远是“亲爱的妈妈”。

母亲待人宽厚。邻里纠纷，她总是居中调停，看到缺衣少食的人，虽然自家紧巴，她也总要拉一把。最让我感念的是母亲对读书的敬重。高考改革那年夏天，我趴在屋里看复习资料，外面下起雷阵雨，我全然不知。门口晒的玉米被雨水冲进沟里，少了一大片。母亲回来，严肃批评了我。可说完后，她叹了口气：“不过，你用功到连下雨都不知道，也算一个优点。记住，学习要用心，家里的事也要上心。”说完，她蹲在沟边，一颗一颗把玉米往回收。我跟在后面帮忙，心里又酸又暖。那一刻我懂了：母亲不是不心疼粮食，她更心疼那个知道用功的孩子。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两个妹妹先后上了大专、中专。一个农家走出三个读书人，母亲十分欣慰：“你们算有出息了，要记得报效国家。”

母亲最让我受益的，是关于如何“走路”的。我大学毕业那年，看到有人靠关系进了好单位，心理失衡。母亲平静地说：“今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你自己走出来的路，谁也拿不走。”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多年。从三仓中学考到市委党校，再到省委党校，并且在四十岁那年破格晋升教授，后来成为扬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两个妹妹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我们都没辜负母亲的期望。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有着惊人的眼界和家国情怀。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回家跟她讲苏联解体的事，她听完沉默半晌，说：“一个国家，要是老百姓吃不上饭，再大的架子也会倒。你们读书人，要多为国家着想。”

母亲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自食其力，什么叫安分守己，什么叫宽厚待人。她把我们培养成才，嘱咐我们为国家多出力。我现在渐渐明白：真正的智慧，不在书本里，而在良心里；真正的家国情怀，不在口号里，而在行动中。

母亲，您教我做人要像灯芯绒一样，任凭岁月磨洗，本色不改；您教我走路要靠自己，任凭前路漫漫，初心不渝。您那件穿了六十三年的大衣，是这世间最贵的衣裳——因为上面缝着的，是一个普通农妇留给后人永不褪色的家风。（王世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