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年春至，那棵梧桐，如若还在，想来也将灼灼地开了。

年少时，站在村南河岗上，向北眺望，总能看见一团云似的花，粉白的颜色，硕大柔软，浮在黄墙青瓦的上空，枝丫婆娑，恣意横斜。那棵满树繁花的梧桐，就长在祖母家的黄土小院里。

该怎样去形容我那时的心情呢？年少的心，恰如那满树繁花，密密匝匝，盛满清宁的欢愉和笃实的心安。童年，也如那树繁花般的，数不清有多少日夜，是那方小院守着度过的。

祖母嫁给祖父不久，便住进了这小院，她在院里洗衣做饭，种菜养鸡，纳鞋制衣，六七十年，白驹过隙。时光像个吝啬的收租婆，毫不客气地夺走了她的美貌。待我出生，她已满头白发，身形枯瘦。

小院也跟着老旧了，时间的洪流，在它身上冲刷出深深浅浅的纹路。唯有院中的梧桐，已长到合抱粗细，苍苍然，正值壮年。小院四四方方，院墙除去底下半米高的一截是石块垒的，其余全是黄泥夯筑。小院的北面有三间堂屋，三四米高，相对舒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祖母这屋里用的还是油灯。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灯下，剥花生、搓玉米，说着家常。油灯吐着橘黄的火舌，灯芯噼啪作响，像一首随兴而至的短歌，这时，拉长的影子便在土黄色的墙上雀跃。那场景，后来常在我梦中浮现。昏黄光影里，跃动又安稳的影子，兜着岁月的温暖。

天刚破晓，西厢房便沐浴在清浅的晨光里，黄土的外墙浮起一层温暖的光晕。四五十年了，外墙在风雨的剥蚀下，黄泥坯里掺杂的石子微微凸出来，深棕浅黑的小小颜色，将墙面点缀得有趣了许多。有些小石子脱落了，便在墙壁上留下了坑坑洼洼的小窝。记忆，恰如这些极小的石子。随着时间的冲洗，有些记忆，拂去蒙尘，日益凸显，愈发清晰、鲜活。

那间西厢房，开着一扇木门、一方小窗，能漏进几缕稀薄的光。祖母日日在此烧火做饭，晨昏时分，总有淡青色的炊烟，袅娜地飘出屋顶。有时屋里也会有点儿烟气，和着灶上蒸腾的热气，漫了一层，飘在屋子的半空中。那气息很好闻，不是饭香，也非烟味，大约是厚实的黄泥坯，将它收拾得如此妥帖。

秋天，祖母常将晒干的南瓜籽、黄瓜子拌上草灰，分成小垛，用力拍在厢房的东墙上，点缀着墙面，土黄浅灰，配色得宜。祖母说，这样存着，种子不霉不坏，亦不会丢，来春便于播种。

厢房的东南角，便是那棵梧桐了，它荫蔽了大半个院子，给小院生趣。厢房的正南，有一圈一米多高的石墙，圈里养着鸡鸭。砌墙的石头，是捡来的“火石洞子”。石墙虽简陋，却耐看。那时我总纳闷，为何这石块垒起来的墙，如此坚固？后来亲见父亲补砌这墙，才悟出其中门道——每一块石块都是锤凿斧劈，严丝合缝地垒上的。父亲宽厚的手掌，震得发白，才将这堵无泥无浆的石墙砌得安稳。岁月流转，石墙被磨去了棱角，竟生出一种柔和的暖意，厚实的，恰如其分的，让人心里熨帖。

如今，这般就地取材，石块垒制的拙朴的墙，鲜少再有了。不只石墙，黄土坯的小院也已少有。祖母去世十多年了，小院渐已破败。像祖母那辈人逐渐离开一样，黄土坯的小院也在一叠又一叠地隐入岁月尘雾。

许多院里的旧事，我已记不清，可那厚实的温暖，却总也难忘。一方小小的黄土小院，曾温暖了祖辈、父辈的半生，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

2017年，我辗转来到南京，寓居南京大学南畔。一日与友人散步，行至上海路拐角，竟撞见一截用石头垒的老墙。高矮错落，不短的一段，垒制的样式与小院那一圈矮墙极相似，温润的土红色，形状不一，大小相间，严丝合缝地砌起。不同的是它还被人用水泥细细地勾了缝，像给古旧的时光缀上了道花边，古朴中添了雅致，上有书店洞开一门，门旁装了一盏昏黄的灯。

真叫人惊奇，这般普通古旧的石墙，竟安稳地立在金陵城的繁华街巷里。它不是仿古的矫作，也不是供人凭吊的古迹，只是寻常巷陌里一堵普通的墙。不被追捧，也不被排斥，仿佛它本该就在这里，自然存在，与周遭的车水马龙相融共生。

新与旧，繁华与质朴，在这里，似乎都是自然寻常，可安然共处。这般想着，再回想那些渐次破败、消弭的黄土小院。在时间的长河里，它们是一戳印记，是标记的定桩，哪怕风霜严刃砥砺摧搓，也无法消磨。

倘若小院还在呢？春风拂过，梧桐依旧捧出繁花，温柔地庇护着黄土小院。那样的黄土小院，会不会也能化身一间小小书店，在北方的农村，小河北岸的某个胡同里，静然伫立，就像上海路的那堵石墙一样，与新的时光相拥共生？（刘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