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母亲的午饭吃好后，她的老式手机才报时——上午十一点整。每当有人从母亲平房的门口经过时，她都会说——上我家来吃饭啊。当然没有一个人会真的坐下来蹭饭，多数是礼貌性地回复。社区每个月定时安排师傅上门给母亲理发，临走前，母亲也照样对女师傅说——蹲儿我家（儿）吃饭啊！只要是吃饭的当儿，她见到人就客套这句话。我听多了，都觉得有些虚伪了。

我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当着外人的面嘟囔：“妈，您就知道喊人吃饭，人家又不真来。”母亲当时没说话，晚上在灯下补衣裳时，忽然停下手里的针线，低低地说了一句：“你晓得什么，那会儿真有人没饭吃。”她说的那会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母亲是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的人。抗战的炮火她经历过，逃难时脚底板扎满了刺。她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还是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村里的人脸都浮肿了，大人小孩都是满脸的菜色。母亲那时候把自家省下来的粮食，借给最急需的本庄人。

这事她从不主动提起，我是后来听村里老人说的。“你妈这个人啊，”三爷坐在门口石墩上，抽着旱烟跟我说，“她自己吃糠粑粑，喉咙都刮出血来，把米麦借给你大伯家。你大伯家五个孩子，差点饿死两个。”我回去问母亲。她正在灶台前忙活，头也没抬：“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做啥？”她说得轻描淡写，好像这只是件平常小事。但我后来算过，那些年她借出去的粮食，够她自己吃小半年。而她靠着代食品——红薯藤、米糠、野菜糊糊——撑过来了。她的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凡家里做点饺子一类好吃的，她宁可自己一个不尝，也必定要送给左邻右舍的老人和孩子。

“上我家来吃饭啊！”这句话，她一天能说好几遍。对邻居说，对路过的熟人说，对卖豆腐蔬菜的也说。语气是热腾腾的，没有半点客套。母亲那一辈人，见面问的是“个（可）曾吃啊？”三餐之前遇上，这几乎是必然的问候。因为那时候吃饭真的成问题，是头等大事，许多人没得吃、吃不饱。问一句“个曾吃”，不是闲话，是实实在在的关心——你要没吃，我家锅里还有，哪怕只是一碗稀粥，也能给你盛上。

后来日子好过些了，问候语也跟着变了。但在母亲心里，“上我家来吃饭”就是最真诚的待客之道，胜过馆子里的山珍海味。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她围裙上沾着油渍，袖口磨出了毛边，灶台上那碗新蚕豆烧咸菜还冒着热气。她这辈子就是这样，把最好的留给别人。她不识字，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厚道和慷慨，是任何时代都不过时的东西。只是她活在过去的时空里，用一句“上我家来吃饭”，守着一个粮食比金子还贵的年代。

“上我家来吃饭。”这句话，她还会一直说下去。直到她老得再也站不到巷口，再也认不出远处走来的熟人。而我也终于明白，那不是客套，不是虚伪。那是她那一代人，用命挨过饥饿之后，刻进骨子里的善良。（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