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四五月份，随着天气的日益转热，我们复习迎考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了。

当年的形势是：如果考不上大学，那么我等农家子弟只有回到农村去，过祖祖辈辈曾经的日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刨食吃。当然，这也并不怎么丢人，往届大多数校友都因名落孙山而走上了这条路。

我当然心有不甘！从小学开始，我就是三好学生。从初中一年级直到高中三年级，我一直是班级乃至年级的文科优等生，差不多学校组织的作文竞赛，我都名列前茅。历经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岂能轻易放弃心中的目标——考入名牌大学新闻或中文系！

为了迎考，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做最后的冲刺。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复习着功课。在白天，有计划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复习文科各门功课。到了晚上熄灯之后坐在床上，脑子里过电影似地默想着白天复习的内容。偶有盲点，就暗自记下，第二天一早便翻书查阅，将那一节再复记一遍。如此循序渐进，到临考前，所学功课已基本做到心中有数。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王仁道先生。过去，我写的作文，注重辞藻华丽，一直受到各年级语文老师的褒扬，我也因之洋洋自得。不料到了高三王老师那里，第一篇作文竟然仅得了六十分！这就意味着勉强及格呀，这令我怎么也想不通。于是直接到王老师那里，倾诉我胸中的疑问。王老师正色道：写文章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哗众取宠。所以应当尽可能做到简洁朴实，戒除虚华浮奢。他让我去读《过秦论》《师说》等先人著述。他的一席话令我如醍醐灌顶，从此一改作文风格，力争做到虚实结合，简朴平实而又不失文采。想不到这一改变在后来的高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不久，我的母校——时堰中学专门用一间教室，办起了全国各高校的图片展览。印象最深的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那些漂亮的校舍和文字说明，像一只无形的手，撩拨着我们年轻的心弦。不久，学校发下高考志愿表让我们填写。我毫不犹豫地写下：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其次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校方经过研究并通过王仁道老师转达，建议我第一志愿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采纳了学校的建议。

当年的高考那叫一个艰苦！临考的前一天，应考的同学们扛着席子背着行囊从时堰公社步行近四十里路到东台县实验小学教室，把小学生的课桌拼成临时床铺，放上席子支起蚊帐，就算安顿下来了。令人高兴的是，老师们纷纷卸下自己腕上的手表借给同学，让大家掌握考试时间沉着应试。班主任武崇伟老师借给我的一块手表，黑色表面银色指针，置诸耳畔，低沉而富有韵律的“嘀嗒”声分外悦耳，令我心动！

我们的考场设在东台县中学初中部的一间教室，一人一张矮小的课桌。监考老师坐于高处讲台，中途还有监考人员巡考，气氛严肃而紧张。我因平时准备充分，所以并不紧张。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我运用王仁道老师教授的文章作法，一气呵成，做到情真意切行文流畅，自己颇觉满意。就这样，所有科目一一考过。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走出考场时，如释重负，一身轻松。

回到家中，母亲笑迎，问我考得怎么样？在母亲面前，我据实相告：你放心吧，考得上的！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没底，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虽每天下地干活，心里却一直煎熬着。既盼着揭榜那一天早点到来，又怕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不时地跑到我家附近的时堰邮电所，假装看报纸，实际上暗中紧盯着高考消息。

好消息终于来了。那天早上我从地里归来，母亲煮了许多玉米棒子当早饭。我忽然想起邮电所的人前几天说想吃玉米棒子，便装了一小盆急急向邮电所走去。还没进门，张所长就朝我大声喊道：“你考上了，考上了！”说着就将一封信递到我手里。我一看，落款是江苏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急急拆开信封，抽出一张纸，抬头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告诉我已被录入人大新闻系，要我按时前往北京报到。

短短几行字，却是一个乡下孩子日思夜想的天大喜讯！（张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