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叫范敏，如果健在，该一百一十多岁了。外婆走的那年，我还在读书。将她的骨灰轻轻安放进墓穴时，我把胸前一支心爱的钢笔悄悄放在旁边。我想，这样我的思念便永远伴着远行的外婆。

在我幼小的心里，外婆疼我，也深得乡亲们的敬重。年岁渐长，听着老一辈深情的怀念，外婆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高大，不再只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外婆早先生活在如皋城。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外公在南通街头被日本鬼子掳走，从此杳无音信。噩耗传来，天塌了一半。外婆带着我母亲和大姨回到如东乡间，寄居于宗祠。孤儿寡母，生活贫苦，最终漂泊在一条小船上。那一年，她才二十八岁。外婆终身没有改嫁，还按旧俗从了外公的姓，“季范敏”这个名字跟随了她一生。这份坚贞已让我感慨，而更了不起的，是外婆在苦难中做出的抉择。

外婆有个本家小姑季玲，在如皋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后来成长为民运队长、地下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看着季玲和同志们为穷苦人闹翻身，外婆打心底里认定，这些人靠得住。于是，她毅然将大女儿——我的大姨，托付给季玲，让她参加了新四军。那一年，大姨才十四岁。

后来，季玲担任中共东台县委委员、敌工部长，与东台独立团团长余光茂相爱结为夫妻，生下女儿余苏云。夫妻俩一心扑在革命上，把尚在襁褓中的小苏云托付给外婆照料。就这样，外婆一手抱着婴儿余苏云，一手拉着我年仅七岁的母亲，来到了东台。起初她们隐居在三仓河南岸的村落，但附近有邻居在富安街上做事，街上有敌人。为了安全，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外婆又转到了河北岸一个叫婆儿头的小村庄。

外婆依稀说起过，她见过组织上的徐植书记，区里的侯伯衡同志也常常代表组织来婆儿头安排她们的生活。婆儿头离安丰街不远，同样危机四伏。外婆紧紧依靠党组织，在老党员张宝云、王凤英等人的帮助下，悉心守护着革命后代余苏云。外婆对党的信念，就是这样朴素而坚定。

不久，一桩关乎生死的抉择横在面前。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北风呼啸，河上结了一层薄冰。敌人下乡扬言要抓“余团长的女儿”。得到消息，外婆一手紧抱婴儿，一手拉住我的母亲，在老党员张宝云的帮助下，划船渡过刺骨的河水，拼命向南岸逃去。敌人追到北岸，一边鸣枪一边找船过河。外婆刚登上南岸，情急中将我的母亲藏进河岸一片荒田，自己抱着余苏云继续南逃。敌人过了河，放火烧荒，大火卷过田野，火舌舔舐着枯草，发出“噼啪”的声响。最终，敌人找不到人影，悻悻地撤了回去。

外婆跌跌撞撞回到荒田，眼前只剩一片焦黑的灰烬。她一下子瘫坐在地，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的娱儿……没得了！”（我母亲乳名“娱儿”）谁都没有料到，那苍凉的呼喊过后，我那七岁的母亲竟从荒田的水沟里湿淋淋地爬了上来，浑身乌黑，只剩一双眼睛在闪动。

如果说当年送女参军、替人看护孩子，或许还夹杂着几分生活所迫的无奈，那么这一次生死关口的选择，足以照见外婆的境界。凭着这，她就一直立在我心里，立在我们整个家族的记忆里。

外婆一辈子没有入党，可她为什么这样信任我们的党？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正是季玲、余光茂、徐植、侯伯衡他们，还有张宝云、王凤英这样普普通通的党员和群众，用生命和信仰让外婆坚信：“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跟着共产党走，就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份来自人民的沉甸甸的信任，正是我们党穿越苦难、走向胜利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又深深地想起了外婆。那支放在她身边的钢笔，写不尽我绵延的思念；而外婆用一生写下的那份信任，早已深深镌刻在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历史的烟尘虽已散去，但那份“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却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熠熠生辉。（季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