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蜒河的水，一年四季奔跑，从不肯停下脚步。我在河边长大，听惯了它的声响——春日细碎、夏日浑厚、秋水清亮、冬河宁静。

我和《东台日报》的缘分，比这条河的一些支流要晚些，但终究是汇进这东台大地了。

头一回在《东台日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是2003年的事。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在东台最西边村里的联中教书已经三个年头了。我从这里走出，又回到了这片土地，站上讲台，成了一名教书匠。粉笔灰吃了三年，日子不咸不淡，可心里头总有什么东西在拱，像春天的土芽子，压不住。

那就写吧。写什么呢？写蚌蜒河的水，写岸上的柳，写那些年跟着父母漂泊在河汊和港汊里的日子。钢笔是我的老师送的，墨水是学校旁的小卖部买的，黑得发亮。老师是我心里的偶像，他在《东台日报》发过文章，我第一次在办公室读报纸读到自己熟悉的名字，那种感觉，像在平凡的午后，窗边忽然吹进了一阵温柔的风，那风里恰好带着自家院里的花香。

于是，我也开始写，深夜里趴在宿舍的桌上写。稿纸写满了，我对着台灯看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哪儿写得不好，可又舍不得改。稿子揣在怀里骑车去镇上寄。邮筒是绿色的，立在邮局门口。我把信封塞进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不是怕，是那种说不清的紧张，好像把自己的心也一并投了进去，等着别人来拆、来读、来定夺。耳边隐隐约约是蚌蜒河的水声，“哗啦，哗啦”，像是在给我壮胆。

等了好多天。那些天里，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学校传达室去翻报纸。老“传达”姓李，笑眯眯地看着我：“小刘，又来等信啊？”我嘴上说“随便看看”，眼睛早就在那一沓《东台日报》上扫了几个来回。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心里头那面鼓从“咚咚咚”敲变成了闷闷地响，像隔了一层棉被。

终于有一天，李师傅老远就喊我：“小刘，快来，你的文章上报纸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把抓过报纸，翻到副刊，一眼就看到了“刘凤斌”三个字，铅印的，端端正正地躺在那里，像一颗刚刚出土的种子。那一刻，我的眼眶热了。我把那个版面看了不下十遍。后来那张报纸被我剪下来，夹在书里，到现在还在。那天傍晚我走到蚌蜒河边，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凉丝丝的。河水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可我觉得它比往日流得更欢实了些。

第一次收到稿费单，钱不多，可那份欢喜是后来多少稿费都换不来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放不下这支笔了。蚌蜒河的水不断流，我的笔也没断过墨。

写父亲、写母亲、写妻子、写女儿……写生命里每一个刻骨铭心。工作单位换了又换，唯有与《东台日报》的情缘一直绵延。文章越写越多，写童年的乐趣、求学的艰辛、教书的体会、做人的道理，拉拉杂杂。有一篇叫《青春当如是》是写给学生的，我在文章里跟他们说：“青春不是用来挥霍的，是用来攒本钱的。你们现在读的每一页书、熬的每一个夜，将来都会变成脚下的路。”文章发出来以后，有个女生来找我，红着眼圈说：“刘老师，我读了您写的文章，哭了好久。我爸妈也在外面打工，我原来总觉得苦，现在不觉得了。”她把那份报纸折成一个小方块，贴身揣着，说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我听了，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原来我写的那些字，不只是印在纸上，还能长到人心里去。就像蚌蜒河的水，不只是流过地面，还能渗到土里头，让庄稼长出来，让花开出来。

后来，《东台日报》便不止刊登我的文章了，我的女儿和学生也屡屡在这里崭露头角。报纸把孩子们的脚印记下来，就像给一粒种子拍了一张照片，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就知道它在哪里生了根、在哪里发了芽。蚌蜒河的水要是会写字，大概也会把这些一笔一笔记下来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东台日报》变了好多回，版式变了，字体变了，从前要等邮递员送，现在手机上就能看。可总有些东西没变——比如那缕油墨的香味儿，比如看到自己名字时那颗怦怦跳的心，和最初一模一样。

今夜又坐在桌前，台灯下铺着稿纸，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窗外的老槐树变成了香樟树，风一吹，影子一样晃来晃去。我忽然想起2003年那个趴在宿舍桌上写字的年轻人，想起那第一封投稿信塞进邮筒时的紧张，想起那第一张报纸上的铅印名字，想起蚌蜒河的水，从那个夜晚一直流到这个夜晚，从二十多岁流到今天、明天。

这份缘，这份报，慢慢悠悠的，倒像是蚌蜒河的涓涓河水，不起浪，也不断流，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淌着。它还要淌下去，淌过我的不惑之年，淌过那些我还没写完的文章，淌过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校门。

只要蚌蜒河水不断流，我与《东台日报》的故事，就没有尽头。（刘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