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独坐灯下，翻阅韩愈的《师说》。

“师”字掂在手里，重如千钧。传道、授业、解惑，用一辈子去称量，才知道每一个字都像山。我也曾站过讲台，被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种目光有分量，压在肩上，也暖在心里。如今隔着岁月往回看，才发觉，师生之间隔着的不仅是讲台，更是大半辈子的风雪烟尘。

今夜，我想起那些人。他们在草屋里点火，在棉田里引路，在灶台前递上一碗焦屑，在惊雷中护着孩子。原来，教师是一盏盏灯，用知识和道德的光，照亮孩子们前行。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大队的简易小学，茅竹片子钉的门，垡头垒成的墙，水车槽改做的课桌，只有邓吉山一位先生。他一个人教三个年级，语文、算术、图画、唱歌、体育全包。没有风琴，他便土法上马，找来材料，自己做了把二胡。琴声虽跑调，却像田野里淌出来的声响，粗粝、倔强，带着泥土的韧劲。教室冷，他在墙角垒个土灶，给我们烧水。图画课上，他举起豁了口的搪瓷杯，对我们说：“看看吧！转一转，世界就不一样了。”

他教我们用三分钱的墨水粉自兑墨水，收集旧日历的反面当草稿纸。他还在操场边悄悄撒下硬币，看哪个孩子会拾起上交。有一回我捡到一枚“伍分”硬币，他笑着摸摸我的头：“诚实。”这些，成了我们最早的思想品德课。

记忆中有碗焦屑，也成了灯。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远去县城办事，折腾了几天，回来时下大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蹚水走了几十里，直到傍晚才狼狈不堪地回到学校。衣衫湿透，又冷又饿。就在这时，一股香气从厨房飘来，老师们正在分焦屑。蒋克铨老师见我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把他的那份泡给了我们，这成了那段艰难岁月里最难忘的慰藉。

我的高中叫抗大中学，没有围墙，但有几十亩学农基地。我们种玉米、拾棉花，锄草、抬粪，田间地头就是课堂。那时候满脑子都是问号：我们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一次拣棉花时，苏南下放的成圣贵老师当着全班评讲我的作文《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他举着作文本，没有嘲笑我们的迷惘，反而温和地说：“同学们，参军拿枪是报国，种棉织布也是报国，拿笔写字同样是报国。只要心是热的，祖国的需要，就是那盏理想的灯。”这让我想起《论语》里那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灯，原来就是这份沉甸甸的担当。

许多年后，我也站上了讲台。1981年，那是一个春天，我到富东中学任教。头回上课，我用普通话开场，底下笑成一片。在这方言的世界里，普通话成了异类，第一节课我就打了败仗。

后来我慢慢悟出了门道。教《春》时，我让同学们先去找自家门前的春天。有的说，是屋檐下冰凌化水的“滴答”声；有的说，是母亲晒被子时，阳光下扬起的棉絮丝。后排那个上课总是低着头的“闷葫芦”，瓮声瓮气地冒出一句：“桑葚儿汁，染得手紫红紫红的。”课后，张校长说：“敢走新路，不错。”我心里一热，原来，我也可以成为灯。

1995年8月31日夜，那是开学前一天，学生已陆续到校报到。晚上，天色突变，闷雷阵阵，闪电把黑夜照得惨白。突然一阵“咯炸炸”的炸雷连续爆响，仿佛要将天地劈开。紧接着，又一个炸雷惊天动地，校园里的电灯“啪”的一声全熄灭了！旋即，西边女生宿舍区传来惊恐的哭声。

我穿着短裤背心，扔掉拖鞋就往楼下冲，崔世平书记和卢惠龙校长都已直奔目标。赶到时，发现雷把女生宿舍屋顶打了一个大洞，宿舍里浓烟一片，孩子们在哭喊。黑暗中，崔书记二话不说，一张床一张床地仔细检查清点，确认没有人被困，然后将女生安全转移到办公室。

随后，我和卢校长合撑一把伞，光着脚去敲开商店的门买蜡烛给学生照明。闪电在头顶炸开，每一下都像一条巨大的鞭子抽打下来。我俩心照不宣：此刻走在路上，随时有被雷击中的危险。但身为人师，唯有前行。正如《荀子·致士》所言：“师术有四”，而“尊严而惮”居其一。为师者，首先要有护佑学生的德行。那一夜，我们也成了灯。

此刻，窗外霓虹闪烁，我心里的光，也亮着。从孔子杏坛设教，到韩愈著《师说》，传道授业，原来是用生命照亮生命的勇气。是那豁口的搪瓷杯，是一碗焦屑，是风雨中撑起的伞……

台灯的光晕里，我仿佛又看见邓老师站在讲台上，举着杯子笑着说：“转个角度看看，世界就不一样了。”

是的，世界不一样了。可灯，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