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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诗人吴嘉纪

来源:未知     点击数:2839     日期:2016-09-09 09:50:12
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欧阳修为《梅圣俞诗集》作序时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的确如此。不说《诗经》里的那些无名作家,由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后,200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在艰难困苦中吟咏出一篇篇灿烂的诗章。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



北宋政治家兼文学家欧阳修为《梅圣俞诗集》作序时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的确如此。不说《诗经》里的那些无名作家,由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后,200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在艰难困苦中吟咏出一篇篇灿烂的诗章。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泰州东淘(今东台市安丰镇)吴嘉纪那样终身潦倒而又才名远播的诗人却非常罕见。田园诗人陶渊明当过县令,弃官归隐后自称“家贫”,可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有条件“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苦吟诗人孟郊、贾岛一生坎坷,但毕竟分别做过协律郎和司仓参军,虽无军政大权,但高低也是官职。至于欧阳修为其诗作序的梅圣俞(即梅尧臣)也官至直讲,在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教授六经,曾经协助欧阳修主持科考。苏东坡高中进士第二名后特意写下《上梅直讲书》(见《古文观止》),感谢他这位伯乐。而吴嘉纪则不然,他坚决放弃了可以做官的机会,终身布衣,未入仕途,“以穷老终”。这就注定了他在古往今来数以万千计的诗人中的独特地位。

吴嘉纪字宾贤,一字野人。又因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陋轩,陋轩也成了他的字。吴嘉纪生于明末苏北海滨的一个书香之家。他从小聪慧过人,《东台县志》称他“童时习举子业,操觚立就,见地出人意表(小时候读书,落笔成文,见解独特,出人意外)。”年轻时应科举考试,被主考官取为秀才第一名。此时只要他继续努力,搏个举人进士,就此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看来不是问题。然而,重修的《淮南中十场志》(中十场为东台县的前身,县志中大量资料引自该志)却这样记述他在乡试高中后的举动:“无何,辄弃去。曰:‘男儿自有成事,奚必青紫为!’(青紫是官服的颜色,代指做官。)自是专工为诗,历三十年,绝口不谈仕进。”《淮南中十场志》重修时吴嘉纪尚健在,其事实绝对可以相信。读到这里,真叫人搞不明白吴嘉纪头脑里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他如果不想做官,何必去应试谋取功名。既然已经拿到入场券,迈出了很光辉的第一步,为什么半途而废,改弦易辙?

笔者粗粗地考察了一下吴嘉纪的生平,终于发现,他实在生不逢辰,时乖命舛。吴嘉纪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当吴嘉纪在科举考试中初露头角之时,传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手上的大明江山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吴嘉纪府试高中不久,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先是李自成攻进北京,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称景山),闯王当上大顺皇帝。接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山海关。大顺军一触即溃,龙椅还没坐暖的李自成仓皇出逃。爱新觉罗·福临君临天下,称顺治帝,国号大清。至此,延续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基本落下历史的帷幕。

爱新觉罗氏定鼎北京之后,也一样沿袭了历朝历代的惯例开科取士,千方百计网罗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然而,中国封建时代历来视少数民族为夷狄,总认为皇帝只能由汉族人来当。如今满族入主,南下的清军又大肆屠杀百姓,吴嘉纪的犟劲儿上来了。他虽未能像顾炎武、夏允彝(都是江苏的知识分子)那样毁家抒难,乃至杀身成仁,也未能仿效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但拒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江山非旧各酸辛,浮云富贵让他人”的诗句表明志向。《淮南中十场志》重修于1673年,从明亡到此时,首尾相衔恰好三十年。个中缘由,方志书中哪能明说,只好用“辄弃去”三字含混带过。

古话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原动力。“仕”即是官,一般读书人只叫做“士”。“士”只有加上立人旁成为“仕”,才能够挺直脊梁成为人上之人。东淘是安丰的古名,属于淮南中十场之一,居民多以烧盐、种地为生。吴嘉纪放弃了科考,老祖宗又没给他留下一片亭场(晒灰淋卤以供烧盐的场地)和一垄耕地。他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自己“授经里门”(即在家乡教书)。晚年为偿还向盐商借下的高利贷,他甚至不得不亲自到六灶河烧盐。他创作的一首七绝:“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热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正是他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好友吴雨臣还赠金鼓励他经商,故而他也曾“贩薪白驹场,籴麦清江浦(清江浦即现淮安市)。”不过,隔行如隔山。看来生意也做得很不成功,贫困始终如影随形。他的住地低洼,雨季洪水甚至能淹到门腰。一楹茅屋既矮又小,墙坏顶破,门窗不全,大白天也人迹罕至。他在一首《破屋诗》中这样描绘自己的处境:“墙老土柔力渐微,或倾或侧纷狼籍。野狸黠鼠恣来往,青天色冷接床席。烈风怒号落吾宅,宅舍压倒存一半。”尽管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他仍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作诗吟诗,即使坛子里没有米粮也毫不在意,就像颜回一样自得其乐。

可是,诗人岂是什么人都当得的吗?中国的古诗发展到唐代已达到巅峰,如果说宋代还曾出过像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这些璀璨诗星的话,那么,自宋之后,而元,而明,而清,诗界已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不仅诗人数量剧减,能望李杜苏辛项背的巨星更是寥寥。吴嘉纪要想成为一名诗人,就必须开拓创新,有所建树,这谈何容易!

吴嘉纪不管不顾,执着而又坚韧地迈向他既定的目标。他黎明即起,不是捧卷诵读,便是踱步行吟。也有时终日苦思,仍未得一句,他只好焚膏继晷,夜以继日。他本来就体弱多病,由于思虑过度,又患上了咯血症(肺病)。即使这样,他也不曾有丝毫的怠惰。作诗之余,他还常到茅棚灶屋,与田夫野老攀谈,倾听他们的心声。那些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灶民(即盐民),所受的苦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儒家学说本以人为核心,所谓“人者仁也”,就是要求人与人要相互关心,相互亲善。接地气之后的吴嘉纪,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决心用笔来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呼号呐喊。

东淘虽偏处一隅,却是人文荟萃之地。早在明万历年间,就诞生了启蒙思想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王襞父子,全国各地许多学子慕名前来求教,有的就在此定居。同一时期,当地文人还发起建立了东淘诗社。延续至吴嘉纪时,他又联络带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士,如程岫、汪闲光、吴后庄、郝羽吉等,号称“东淘十一子”,在诗社里切磋吟哦,自然,吴嘉纪发挥着引领的作用,他们不少人后来都有诗集刊行。

吴嘉纪放弃了功名利禄,却歪打正着,获得了一个锤炼思想与艺术的绝好环境。历史的风云,民族的纠葛,生活的积累,情感的熔融,这一切的一切,时刻在他胸中如岩浆般孕育积蓄,涌动鼓涨,促进了艺术的升华。一旦条件成熟,便立即喷薄而出,不可遏止。请看他这首《赠樊村王鸿宝》:

“当时邻舍已全非,寂寞寒村一布衣。避地至今牙齿堕,力田连岁稻粱稀。烟深草泽耕牛散,水落蓬门旧燕归。苦竹寒松生意在,春来膏雨正霏霏。”

王鸿宝号钝夫,也是十一子之一,是吴嘉纪的同乡兼诗友。后因逃避捐税,移家至距安丰二十五里的樊村。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晚唐杜荀鹤《贫妇》诗句)。在这首七律里,吴嘉纪给我们勾勒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王鸿宝“避地”之后,更显衰老。他终岁辛劳,但收成很差,连耕牛也养不下去,唯有旧燕来与他作伴。勤劳的农民生计为什么会如此窘迫?吴嘉纪并未挑明。但是,只要我们稍加思索,便不难得出“苛政猛于虎”的结论。说它是一篇诗体的《捕蛇者说》,应当之无愧。不过,这首诗词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哀怨而不悲观,末尾两句充满生机与信心,对诗友是极大的激励。

农民力田难求温饱,灶民的生活又如何呢?再请看《海潮叹》:

“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飘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征课促残生。敛钱堕泪送总催,代往运司陈此情。总催醉饱入官舍,身作难民泣阶下。述异告灾谁见怜,体肥反遭官长骂。”

我们从这首纪述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三日飓风挟潮三昼夜淹死中十场“男妇老幼几万人”事件的古风中可知,灶民已经遭受天灾,许多人家破人亡,连尸体都找不到。侥幸活着的人们依然担心征收盐税(即“征课”)的官吏来勒逼,凑钱买嘱总催(各场负责征盐税的官吏)向运司(掌管盐政的衙门,也指代这一衙门的主官)报灾,申请减免税收。运司毫不理会,反将总催痛骂一番。在这首乐府诗里,灾民的不幸与无告,总催的贪婪与颟顸,运司的冷酷与凶残,全都跃然纸上。

不仅如此,在吴嘉纪的灵魂深处,还萦绕着眷念前朝的家国情愫。创作了数量颇多的揭露清军暴行、讴歌百姓抗争精神的诗篇。像《过史公墓》《李家娘》《过兵行》《难妇行》及《流民船三首》等。七律《过史公墓》,缅怀史公(即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之情和亡国之痛跃然纸上。乐府诗《李家娘》则歌颂了一个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年轻妇女。诗前有这样一段小序:“乙酉夏(顺治二年,1645年),兵陷郡城(指扬州),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进,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破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咸称李家娘云。”寥寥六十多字将李氏妇的刚烈和清军的残暴刻划得淋漓尽致。而古诗《一钱行赠林茂之》,则以遗老林茂之珍藏的一枚万历钱(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为题材,抒发出诗人的故国之思。

“先生春秋八十五,芒鞋重踏扬州土。故交但有丘茔存,白杨摧尽留枯根。昔游倏过五十载,江山宛然人代改。满地干戈杜老贫,囊底徒余一钱在。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却是先朝万历钱。”

扬州是什么地方?是史可法领兵抗清兵败就义之地,是被清兵攻陷后屠城十日制造了八十万无辜冤魂之地。“故交但有丘茔存,白杨摧尽留枯根。”那些已成“丘茔”的“故交”,想来便是清兵入城后的刀下之鬼。桃花李花虽然开得灿烂,但城里人多眼杂,只能登上渔船躲避到乡村,才敢将万历钱展示出来含泪欣赏。

吴嘉纪终于脱颖而出了!其诗友汪楫(康熙十九年举博学鸿儒,曾任驻东台的盐运分司和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将吴嘉纪的诗推荐给司农(户部侍郎)周亮工。周亮工非常欣赏,又转而推荐给曾领清初诗坛盟主数十年、时任扬州府推官(协助知府管理司法刑狱的官员)的王士祯。在一个大雪纷飞、万籁俱寂的深夜,王士祯手捧吴嘉纪的诗卷“且读且叹”,击节称赏,情不自禁援笔写下一篇《陋轩诗序》,序中称其读者“如君白首藜藿,戟影穷海之滨,作为诗歌,托寄萧远,若不知有门以外事者,非夫乐天知命,乌能至此!”第二天,王士祯派人急驰二百余里,把这篇序文送给吴嘉纪,鼓励吴嘉纪将诗稿刊印。没想到,吴嘉纪一日三餐尚难以周全,哪有余钱可供付梓!后来,还是泰州分司汪兆璋将吴诗搜集了400首,整理刊刻出来。

中国文人历来有攀附的坏毛病,总想凭借某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荐引以求飞黄腾达。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李白,尚且写过一封充满着阿谀之辞的《与韩荆州书》,赤裸裸地请求荆州刺史韩朝宗给他一个“扬眉吐气激昂青云”的机会。如今,吴嘉纪倘若想通过这些既主诗坛又居政坛的大腕谋个一官半职,改善一下自己和家人的处境,简直是易如反掌,更何况吴嘉纪此时的经济状况已是极度艰难。可是,吴嘉纪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始终不肯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

康熙十九年(1860年),吴嘉纪62岁,已垂垂老矣。是年七月十四日,西堤决口(西堤即运河经高邮、宝应一带的的大堤,这段运河河底高于地面。一旦决口,称之为“倒河塘”,高宝兴东等里下河各县尽成泽国),东淘平地水深三尺。吴嘉纪记述当时的情景是:“欲渡无船,欲徙无室,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涛中五日夜。抱孙之暇,作《堤决诗十首》。诗成对落日击水自歌。境迫声悲,不禁累累泣下。”为节省篇幅,下面选录其中的四首:

“今日随人去筑堤,明日随人去守堤。飓风淫雨无休息,土湿泥流积不得。杖藜登高看水涨,东舍西邻白泱泱,虾蟆入门坐萍上。”

“浮来草屋如浮萍,蟋蟀啾啾屋脊鸣,家人延颈望天晓,水作北风寒气早。桁无衣裳缶吾无餐,(缶吾读wú,古代可盛五升的瓦器),空肠瘦骨挡狂澜,何时有暇愁饥寒。”

“暮年辛苦饲孤孙(笔者按:孤孙系长子大年之子,大年于吴嘉纪59岁时病故,吴嘉纪曾作《送瑶儿》诗)黄口命倚白头存。饼饵断绝已两日,水中走来抱我膝,秋鸟仓鸟(秋鸟仓鸟读qiūcāng,古书中说的水鸟)天上鸣嗷嗷,叹息汝祖非其曹,不得抱汝出波涛。”

“去年夏秋雨泽绝,嘉禾枯似翁媪发。今年久雨夏日冷,黄鱼黑鳖戏树顶。无税无粮食官长矜,吏胥用钱求开征,以灾为丰尔最能。”

在贫病交迫之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六十六岁的吴嘉纪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十七世纪在中国东部升起的一颗诗星悄然殒落了。他去世之后,儿孙竟无钱购买棺木,料理丧事。多亏诗友程岫集资相助,才得以敛葬于梁垛开家舍。程岫又请清初遗民诗人陆廷抡为吴嘉纪的小影题赞,并搜集吴嘉纪诗稿1265首,编成《陋轩集》六卷付梓,为中华民族保留下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后人这样评价吴嘉纪的诗:“幽澹似陶(陶渊明),沉痛似杜(杜甫),孤峭严冷似贾、孟(贾岛、孟郊),五七律并驱高、岑(高适、岑参),古体直逼汉魏,自成为野人之体。”乾隆进士、贵州学政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着眼于诗的气质和气韵,将吴嘉纪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诗人顾炎武相提并论。他说:“顾宁人(即顾炎武)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地。”“金石气”表示坚毅,是顾炎武坚贞不屈精神的写照;而“姜桂气”(生姜和肉桂)则反映了吴嘉纪清苦甘辛的布衣形象。我则认为,吴嘉纪直追杜甫,他的诗尽得杜诗真谛。杜甫生活在大唐由极盛走向大衰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在饱经忧患痛苦之后,把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主题带进诗歌领域,其诗歌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统一,被尊称为“诗史”。吴嘉纪生活在明清易帜、革故鼎新之际,也同样饱经忧患。他虽未直接参加抗清的武装斗争,内容也不涉及军国大事,但他布衣终身的身份使得他比杜甫更接近人民,了解人民。他的诗忠实记录了底层人民的哀愁与呻吟,怒吼与抗争,是继杜甫之后的又一部“诗史”。

可是,由于《陋轩集》中有不少眷怀故国、揭露清朝统治者鱼肉人民的诗篇,犯了大忌,出版后就被清王朝列为禁书(见《清代禁书总目》)。不过,吴嘉纪仍算是幸运的。清军入关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人民思想文化的控制手段极其严酷,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仅收入《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就有康熙时的浙江归安庄廷珑案,安徽桐城方孝标、戴名世案和浙江海宁查嗣庭案;雍正时的湖南靖州吕留良、曾静、张熙案,工部主事广西人陆生楠案;乾隆时的浙江天台齐周华案、广西巡抚鄂尔泰与湖南学政胡中藻案、江苏东台栟茶场(栟茶场为中十场之一,原属东台,后划归如东)徐述夔案,江苏常熟钱谦益案等十多起。每一起都牵累多家多人,如庄廷珑明史一案单被处死者就达七十多人,连销书买书者都难逃一死。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建县后第九年)的徐述夔《一柱楼编年诗》案,只因诗集内有“明朝期翻翮,一举去清都”(“翮”读和,指鸟的羽毛。“清都”,指天帝所居住的宫阙。诗句的本意是:期望明日能振翅高飞,直达天上宫阙。而清廷将其曲解为作者想推翻清王朝),“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等句子。被告发后,去世多年的徐述夔及儿子怀祖遭戮尸;江苏布政使(主管一省财税、民政的高官)陶易,述夔孙食田、食书,及列名校对之徐首发、沈成濯,与陶易幕友陆庆,俱论斩;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知县涂耀龙被革职究问。曾为徐述夔作传的原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沈德潜,尽管身故,也革去官衔谥典,撤出乡贤牌位,扑毁祭葬碑文。后来,又因发现沈德潜《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帝竟定其为诽谤,下诏戮尸。

和徐述夔相比,《陋轩集》中,对清王朝不敬之辞比比皆是,而且直白露骨。吴嘉纪包括他的家人何以能够逃过此劫的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得益于一个“穷”字。吴嘉纪不仅本人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贫无立锥之地(他去世之时,家中还暂厝着无处安葬的两口棺材),破败的茅屋难蔽风雨,而且“生数子,皆不学,或舂赁无以自资(几个儿子都没读多少书,靠打短工谋生)。”而前面所举受文字狱牵连的罹难者则不同,他们不是高官,便是富室,树大自然遭风。例如栟茶徐述夔之所以遭难,就是因为有人觊觎他家的田产,敲诈不成,转而告密。世事就是这样的吊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穷”,从物质角度说,虽苦了吴嘉纪,却又保全了吴嘉纪,乃至他的家人,他的亲友。这又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清代诗人陈宝写了一首《题陋轩集后》的诗,可算是对吴嘉纪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地留诗卷,沧桑老布衣。独将穷士泪,时向海云挥。寄远愁兰蕙,余生饱蕨薇,编本熙义后,栗里诵遗徽。”

是的,作为一名穷士,吴嘉纪的诗的确不是用笔墨书成,而是用血和泪涂抹而成。他把亡国之痛,种族之恨,人民的苦难,个人的忧愤,全都化作了血泪,挥向海天之际。时隔2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手捧《陋轩集》的时候,仿佛还能看到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血泪的飞洒,听到他一声声深沉的叹息。(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