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血与火铸就的悲壮史诗不容忘却。

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一组稿件，追随亲历者的记忆，重返那段峥嵘岁月，不仅为铭记历史，更为传承先烈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气节。

历史从未沉默，它在我们每一次凝视中复活，在代代相传的讲述里永生。

请随作者笔锋感受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如何照亮复兴之路。

东台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美好家园，1938年春，惨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沦陷期间，这座苏中小城成了人间地狱，侵略者烧房毁屋的火光映照天际，哀嚎悲泣之声穿透街巷。日寇双手沾满了东台人民的鲜血，屠刀下无人幸免——当枪托砸开你的家门，无论是青年男子，还是颤巍巍的老妪，乃至尚未谙世事的儿童，都在他们的屠戮之列。

我家住在东台西郊的姜家舍，紧邻三角圩渡船口。由于在交通线上，而被日军反复践踏。为了在日寇的“扫荡”中保存一线生机，姜家舍的农民在远离村落的田野深处，各自挖掘了足以藏身的地窖。这些地窖有一人多高，勉强可容纳一家人的粮食、被服和维系生存的些许家当。一位名叫周凤鸣的摆渡人，在三角圩渡船口竖起了一根高杆，平常杆顶悬挂着稻草编成的“豆腐望子”（豆腐店的标识），迷惑经过的日军。一旦察觉敌人的行踪，周凤鸣便冒着极大风险抢先将杆顶换成芦柴编织的“畚箕兜”——那是给村里的父老乡亲发出预警信号，以便村民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堂伯父姜兆树因家贫久久未能娶妻，后来有缘遇到伯母。伯母心地善良，勤劳俭朴，待人宽厚。每次鬼子扫荡的信号传来，总是她匆匆奔走于村舍之间，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大声呼唤那些尚未察觉危险的身影——“鬼子来了！”1944年3月的一个清晨，渡口方向那抹刺眼的畚箕兜悬起，伯母的惊呼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乡亲们如潮水般奔涌向各自的地窖，我的伯母仍在火线上疾驰——她不断拍击着邻居的门板，焦急地挨家挨户催促快点转移，自己却落到了奔逃人群的最后。仓促中，她甚至来不及解下头上那条鲜亮的花头巾，以及洗得发白、缀着蓝底白花的破旧印花布褂子。

通往藏身之地的路上横着“二十亩沟头儿”的水沟拐角，形如死胡同。奔逃至此，陷入绝境，身后日军那令人血液凝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伯母头上的花巾和身上的印花褂成了最显眼的标记——嗜血的鬼子如同猎犬发现目标般亢奋，“花姑娘的！”他们嘶喊着追得更紧。当伯母被迫在沟头回身的一刹那，她看到了鬼子野兽般的狰狞目光。鬼子看清了她脸上的沧桑和憔悴，失望随即变为暴怒：“你的，也的逃？！”鬼子嚎叫着举枪，恶魔的子弹射进了伯母的胸膛，日寇见她的身体还在抽搐，丧心病狂地又在她尚有余温的躯体上，用刺刀凶狠地一顿乱戳，鲜红的血沿着河岸的泥泞缓缓流淌，伯母永远倒在了祖先们世代劳作又无比热爱的土地上！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伯母的罹难，只是侵华日军对东台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的一个缩影。日军占领东台期间，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强化其“以战养战”的战略，在苏中大地上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每一次“扫荡”都是一场灭绝人性的暴行。日军所到之处，横尸枕藉，到处是残垣断壁，死寂焦土，无数如同我伯母一样平凡而珍贵的国人生命，终结于日军的屠刀之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并未因硝烟散去而模糊，当年那份沉重的悲鸣依然撞击着作为亲历者和记录者的我，在东台这片土地上，每一段塌陷的地窖，每一缕幽浮的尘烟，每一滴渗入土壤的血泪，都在提醒我们不能忘记日军的暴行。我已经88岁了，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未曾忘，也不敢忘！现在重述这段沉甸甸的往事，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和平是包括伯母在内的先辈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同心同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姜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