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台市区，步行街文化广场的一幢幢现代建筑中间，一座古朴的四合院静默而立。

青砖黛瓦、穿堂三进、翘脊马头墙，时间在这里被定格于清末民初。青年戈公振，曾在这里生活。

院前，一座照壁，隔开了文化广场的喧嚣。壁墙上，“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这是戈公振的临终遗言，也是他作为爱国新闻记者最动人的标签。

一

戈氏家族在东台是一个有名的读书世家，走出过校长、医生、南昌府铜鼓厅同知等。“文章华国、忠恕传家”，是戈家世代传承的家训。

1890年，戈公振诞生于东台城石头巷，少年时迁居兰香巷。两条巷陌，一方水土，共同铺就了戈公振早年成长的画卷。

戈公振自幼好学，无论是家塾还是新式学堂，所至之处皆勤勉不辍。及至从东台县中学堂毕业时，他考试名列第一。

那年，许多赴巴拿马运河的华工受虐致死，学校以此为题让学生作文。戈公振在文中写道：“我亦有土，何必力尽海边；家非无坟，突为骨埋山岛。”年少的戈公振既对华工命运深表同情，又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

18岁时，戈公振随伯父戈铭猷在江西铜鼓厅生活学习。三年多的时间，打开了戈公振的新世界，也为日后他再次离乡埋下伏笔。

22岁那年，因擅长绘画，戈公振进入《东台日报》社担任图画编辑，这也成为他新闻事业的开端。

次年，戈公振和哥哥同赴南通投考通州师范，均被录取，但当时家里经济困难，考虑哥哥年长，遂让兄入学。但，他还是想出去，他觉得老待在家乡没出息，决意去上海谋生。

于是，这一年，怀揣恩师夏寅官的介绍信，戈公振启程前往上海，拜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便是狄楚青，即狄平子，当时上海报界名人。

戈公振日后常常对人说：“教我的是狄平子，识我的是史量才，了解我爱护我的是邹韬奋和马荫良。”狄楚青也回忆初见戈公振：“我初见子，年方弱冠，韵宇深喜，愠莫见面。”

可以说，是狄平子让戈公振在新闻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当时的上海，在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方面一直处于国内前沿，狄楚青的《时报》则是上海报业的先锋。该报以“非为革新舆论，乃系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纸”为宗旨，中文报名取自《礼记》的“君子而时中”“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标榜“与时相应，适合于时”。

戈公振起初是进入了狄楚青创办的有正书局，因为工作努力，得到了狄楚青的器重，第二年调入时报馆，从校对慢慢成长为助理编辑、编辑、总编。

《时报》当然不是戈公振供职的唯一报纸，第一次出国考察回来后，他还去了《申报》，这也是上海乃至全国响当当的报纸。可以说，自从进入《时报》后，戈公振的生涯，就再没离开过新闻。本着对新闻事业的赤诚，他从一位学徒工成长为20世纪20至30年代，我国新闻事业全才式人物之一。

他首创《图画时报》引领中国报纸迈入“铜板时代”；他是我国第一批到大学讲台公开讲授新闻学的拓荒者；他撰写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报刊发展史专著；他是以中国新闻学者身份在国际讲坛上演讲的第一人；他创建的“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以及一整套剪报室的资料积累和科学管理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他发起组织和主持的“上海报学社”，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久的新闻学术团体；他是我国新闻界对西方新闻事业做过全面考察的第一人；他是近代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第一人……

一件件、一桩桩，新闻征程上，戈公振所走过的路，在近代中国的报人生涯中是罕见的，引人注目的。

二

戈公振在上海生活的时期，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戈公振的记者生涯，也深受时局影响，思想不断变化，笔端常流露出对国事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国内新闻业发展滞后的忧思。

研究学者蔡斐就曾说，新闻记者对于政治社会的变化，表里的矛盾，知之最清，有心人就不得不受许多刺激。戈公振的新闻记者生活，当然也受了这种外界的影响，而起种种思想上的变化。

1927年，戈公振倾注三年心血的《中国报学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他在序言中写道：“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

该书凭借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首次系统、完整地梳理了自唐代至五四运动前中国报刊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正是这部著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新闻业的深厚底蕴，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关注与尊重。

心系国家安危，作为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戈公振的新闻报道、新闻研究，始终贯穿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在《时报》编辑本埠新闻期间，戈公振每天撰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时评”，受到读者欢迎。东台文史专家朱兆龙历时数载，整理了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戈公振任职《时报》时发表的“时评”与“一周国内外纪要”，辑录为《戈公振时评》。全书共计1791篇时评，282732字。这些评论聚焦当时的国内外大事，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创新报纸言论的优秀代表。

在五四运动发生后，戈公振的时评多次提出了“代表人民谋幸福”“为社会谋幸福”的概念。

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戈公振一生的新闻事业，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命运。

戈公振还注重通过新闻图片反映社会现实。1925年6月28日，第256号《图画时报》刊发了一张名为《南京路惨剧之真相》的新闻图片。这张照片摄于五卅惨案后不久，当时公共租界巡捕公然杀害游行示威群众。令人不解的是，照片并不清晰，中间有一道粗粗的黑影。戈公振曾对戈宝权解释了黑影的原因。原来，记者在现场拍摄时，被巡捕发现，巡捕遂拿起警棍砸向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于是底片上留下了警棍挥动时的影子。刊登这张照片时，不仅是放大刊发，还特地加了边框，这不难看出戈公振对这张照片的重视，他希望更多的国人看到这场惨剧的真相，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三

“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这是戈公振对报业的美好理想，他一直关注着世界新闻业的大势，是当时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报人。

戈公振曾先后两次出国考察，一次是1927—1928年，戈公振先后到英、法、德、意、瑞士、日本等国考察新闻事业。一次是1933年前往苏联，前后近三年，行程四万多公里。第一次出国，有了《世界报业考察记》，第二次出国，有了《从东北到庶联》。作为记者，戈公振在哪里，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与国家命运维系在一起。

他在《世界报业考察记》中说：“又发表一论文，痛斥日本之野心，关系于中国极大，亦并录如下。”“凡所匡赞，尤足表示其进步之精神”。

《从东北到庶联》中有云：“不幸我生长于贫弱的中国，此时自然还先要为自己设想，所以有时讲到人家的长处，是希望我们效法，有时候讲到人家的缺点，是希望我们避免”“眼看着庶联扶摇直上，我们应该作何感想？”“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和工业及教育的落后，地位和庶联差不多，他们今日所能做到的，我们未始不可做到。”“我希望我国不久也有全国总动员从事建设的一日”。

可惜的是，这两本书都没能在戈公振在世时出版。《从东北到庶联》是戈公振去世后，邹韬奋为其整理出版，以示纪念。而《世界报业考察记》则在他去世八十多年后才重见天日。细看这两本书，便会发现，它们“不只是纯粹学科式的总结与反思，而且时时刻刻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充满着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忧虑与激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出国考察期间，戈公振积极为中国新闻界争取国际话语权，坚定维护民族新闻尊严。

在日内瓦参加国际报业专家大会时，他郑重提请国际联盟降低中国报纸的国际新闻费用，倡导公平合理的收费机制。他呼吁各国新闻界摒弃偏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积极宣传中国，共同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四

可以说，国家的命运，深刻塑造了戈公振的新闻事业轨迹。

“呜呼！烽火频惊，神州有陆沉之危，萁豆相煎，燕雀忘处堂之戒。震迷警顽，端在今日。”

这段文字，出自戈公振《新闻学》一书序言，映照出他身处时局动荡中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思。

正是在出国考察的过程中，戈公振敏锐地发现了日本侵华的意图。他在1928年10月和11月，连续往国内发回通讯《旅日新感》《旅日杂感》。“为什么日本的博览会都少不了‘满蒙馆’，我们中国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些地方，他们提心吊胆的是什么？”“我们先要能勠力同心地紧防着人家再来捣鬼，一面再用远交近攻的手法，赶快生聚起教训来”“希望我们政府能壁垒森严，把势力集中起来对付他们。”“我们想不到过去这么久的事，他们却铺张扬厉地纪念着，借超度亡魂的名义，去鼓励人民的‘敌忾心’”。

果不其然，1931年到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日本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

日军的全面侵华，深刻改变了戈公振的精神世界，这位报业先驱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转型为一名文化战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社会洪流。

1931年第749期《上海画报》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新闻图片《北平天安门之抗日救国大会》《暴日残杀国人之惨状》。1931年第43期、46期和48期《生活》周刊，编发《国难惨像画报》。戈公振用新闻报纸这个平台，以新闻记者这个视角，不停地为抗日鼓与呼。

此外，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戈公振与丁玲、巴金、王礼锡等129人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他还与邹韬奋等人联名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关于援助东北义勇军捐款之声明》，有力地支持了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他曾经对侄子戈宝权说，自己至多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你应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五

东北调查之行，堪称戈公振爱国生涯的“高光时刻”。

1932年3月，戈公振随同国际联盟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去东北前，戈公振给家人留下遗书“此次赴东北难免遭遇不幸，但为了国难还是前往，不惜生命”。

一进入沈阳，调查团及中国代表团就被日方安顿在大和旅馆，附近就是日本警察总署和关东军司令部，并派了许多日本特务公开地跟随他们。《东北之谜》中如此记录：“有时候我们偶然和中国人在一起，想问问真实消息，谨慎的总是不作声，或是指指心，只教我们会意，那种面面相觑的神情，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为了朋友的安全，戈公振他们在东北不敢贸然去看望朋友，一些重要材料，“是由几个爱国青年冒险托外人转交的，而且所引用的证据都是从日本方面觅来，‘以予之矛攻予之盾’，直令日人无辞可辩。”

戈公振不满足于调查团获得的资料，他利用一切机会亲自调查在日军刺刀下东北人民的境况。1932年4月24日晚，戈公振第三次潜出宾馆，到城内张作霖所住的帅府及其北大营各地视察，不料被日伪发觉，当即以“阴谋扰乱满洲”之嫌疑被扣押。

当时的不少报纸都报道了戈公振被捕的消息。后经代表团反复交涉才被释放。即便是这样，戈公振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冒着风险，搜集到了日本侵华的铁证一千六百多份。

1932年6月，戈公振在《申报》以笔名“K”发表《东北之谜》，连载六天。文中如此描述，“一般农人最可怜，有时牲口被抢去了，有时粮食被抢去了，有时连女儿也被抢去了，所以弄到有田无人耕，大家坐以待毙的景象”“其性质哪是指导，直是监督，但是日人还在欺瞒世界，‘未曾干涉内政啊’”。

继这之后，1932年7月第7卷《生活》周刊，戈公振又发表《到东北调查后》“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我危词耸听。”“今年耕地一半无收成，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惨苦万状，其势非与全民族共起奋斗，打出一条生路不可。”

1932年9月第7卷第3期《时事月报》上，戈公振再次发表《日人控制下的东北金融——杀人不见血的侵略政策》，1932年第68期《良友》则刊登了戈公振寄赠的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照片。

在危难时刻，戈公振没有像调查团的外国成员那样屈服于日本人，走过场敷衍了事，而是以一个中国记者的勇气，真实报道东北的实际状况，呼吁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

东北调查之后，戈公振随同国际联盟调查团前往日内瓦，后又去了苏联，待了三年。三年时间里，在考察新闻之外，旁及其政治社会状况，深入民间窥见真相，时时寓书国人，以诸友邦猛进相惕勉。

然而，这三年，国难益急，戈公振常常惨然思归。1935年10月，戈公振应邹韬奋之邀从苏联返国参与《生活日报》的筹办。谁知，抵达上海仅仅一周，就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对邹韬奋陈述心声，“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戈公振逝世后，邹韬奋特地写了一篇悼文，盛赞他的一片赤子之心。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这篇悼文之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其中第三首是：“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写毕泪滴满纸”！

纵观戈公振的一生，虽非站在时代波涛中跃马横戈的斗士，却通过办报和著述活动为中华民族秉笔直书，是一名循着时代潮流，不断追求思想进步的爱国志士。

爱国启民、新闻铸魂，正如黄炎培为戈公振写的悼文中说的：“其学、其行，其志趣，其精神，亦足以垂不朽也已。”

而今，戈公振已经离开我们90年了，今年又恰逢其诞辰135周年。在他去世后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纵使时代滚滚向前，其爱国思想仍然滚烫。

“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至今仍激励着国人，牢记“我是中国人”，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陈美林 班雪凡 刘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