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音乐人生
周巍峙是著名音乐家,曾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等,原名良骥,父亲周慰堂为其取名,冀子成为优良的骏马。18岁的他愤慨于世态动乱、政治昏暗,更名巍峙,巍者高大,峙者屹立。最终,他的音乐事业成就果然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而他那厚道谦和的人格魅力则像一泓清泉静静流淌。他用音乐谱写了威武雄壮的战歌,谱写了中国文艺的凯歌,也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歌。
音乐是阳光雨露
周巍峙从小是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1916年6月,他生于台城大华家巷一户贫苦人家,自幼在家庭的熏陶下,与民族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渔民出身的祖父周松权,会打锣鼓,爱唱曲子,是昆剧票友,经常带着他去剧团打镲伴奏,去听和尚道士们念经奏乐。父亲周慰堂是位京剧迷,《逍遥津》《苏三起解》…… 整天曲不离口。周慰堂还是一位丹青好手,常在家展纸挥毫。周巍峙5岁时,父亲外出谋生,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小学未毕业,便为家中的生活奔波,8岁时曾多次在县衙前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写信;10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上海,与在外谋生的父亲相聚,靠借债和典当维生。贫困的父亲身上即使只剩下一二角钱,总要带着他去上海“大世界”看戏。这座娱乐场所,戏剧、曲艺 …… 应有尽有,一角钱就可以在里面呆一天,周巍峙在艺术园地里,尽情采撷。旧时戏院每当快散场前,总要将门打开,让人免票观看,周巍峙时常到附近的小戏院看这类“打烊戏”。1926年,父亲周慰堂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中当书记官。他跟随父亲赴浙江绍兴等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帮助部队书写“打倒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标语。
周巍峙的少年时期不仅受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熏陶,而且很早就接触到西洋音乐。新闻巨星戈公振先生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戈宝权的叔叔,也是周巍峙的二舅。在上海,他们经常到戈公振家去玩。宝权主动帮助13岁的周巍峙补习中学课程,见他喜欢音乐,便很热心地教其吹奏口琴,还把当时著名口琴家王庆勋编写的《口琴吹奏法》送给他。书中的口琴曲,由戈宝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誊写制版,字体和音符很小,但非常工整清楚。这本口琴吹奏法中,只有少量的中国曲子,大多是欧洲著名歌剧以及其他外国名曲。可以说,戈宝权是他学习西洋音乐的启蒙老师。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批进步电影的问世,深深影响着青年周巍峙。风靡一时的电影插曲《渔光曲》成为他最爱唱的歌曲。周巍峙读小学时,最爱唱《苏武牧羊》,他声情并茂的演唱,不时博得师生的赞许。中学时他演唱的《渔光曲》就和《苏武牧羊》一样,悲中有愤,愤中见壮,较好地抒发了劳动人民内心的情感。李公朴、邹韬奋等一些文化名流听说周巍峙爱唱歌,常要他演唱一段,他们听后一致认为周巍峙有音乐天赋,鼓励他发挥特长,不断进步,这无疑为周巍峙日后从事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音乐是战斗武器
周巍峙把先进思想融汇到革命音乐的创作实践,把音乐当成战斗的武器。他的少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30年,14岁的周巍峙在舅舅戈公振的帮助下,入上海《申报》当练习生、秘书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他目睹日军暴行,义愤填膺,同情和声援蔡廷锴、蒋光鼐领导十九路军抗战。后来他到邹韬奋组建的《生活日报》筹备处当文书,同年底担任李公朴私人秘书。当年,16岁的周巍峙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各类文章。1934年,他参加上海左翼歌咏运动,任中国歌曲工作者协会执行干事、《读书生活》杂志社助理编辑。在上海期间,创作了《大家一条心》《“九一八”纪念歌》《店员读书歌》《妇女大众战歌》《义勇军歌》《士兵之歌》《金不换》《爱国四季调》等一系列抗日救亡歌曲,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加上他在新闻通讯、编辑出版、文艺辅导等领域里的既有成就,21岁的青年周巍峙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崭露头角。
1936年,他以“周巍峙”为笔名,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抗日救亡歌曲《中国呼声集》,销售三万册。后来他又以“何立山”为笔名,将《中国呼声集》更名为《民族呼声集》继续出版发行,在全国广为流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铁蹄蹂躏神州大地,周巍峙目睹山河破碎,遂取名“周歼夷”,誓与敌人战斗到底。在上海高尔基逝世追悼会上,他亲自指挥演奏了塞克配词的《囚徒歌》;他冲破反动势力的阻挠,发起聂耳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他曾多次瞒过租界巡捕房的耳目,成功地创办和培训了新生合唱团,很多团员成为歌咏骨干,后来纷纷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周巍峙先后参加民众歌咏会、业余合唱团、歌曲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奔走于工人、店员、护士等底层民众之间,涉足于工厂、学校、街头,积极从事救亡歌咏活动,决心“用歌声震撼敌人”。抗战期间,他随同李公朴、柳湜等,从上海到太原,从太原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一路以音乐为武器,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1937年8月,周巍峙奔赴华北前线,在山西临汾首次见到了周恩来,并参加了八路军,任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和八路军学兵队音乐教官,从此便一直担任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尽管如此,他仍从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进行音乐创作,写下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起来,铁的兄弟》等20余首歌曲和一些音乐评论文章。其中《上起刺刀来》后来改名为《守土抗战歌》,成为山西新军决死队队歌,影响很大。
1938年夏,火线入党的周巍峙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去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战宣传活动。1939年3月,23岁的他率西战团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巡回演出期间,听说河北唐县妇救会有位女干部,嗓音好,特别爱唱歌,很受群众欢迎。一向爱才的周巍峙便同音乐组的同志注意打听,终于在唐县下苇子村找到了这位女干部王昆,才14岁,她演唱的《松花江上》和《江水红》让周巍峙一行非常满意,很快吸收为西战团成员。后来,王昆入了党,1943年与周巍峙结为终身伴侣。1945年4月28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为中共“七大”代表首次演出了歌剧《白毛女》,王昆饰喜儿。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场观看,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解放战争期间,周巍峙在解放区组织开展职工文艺活动,创办乡村艺术干部学校,进行戏曲改革,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
1950年6月底,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志愿军某部炮兵一师二十六团开赴鸭绿江畔,整装待发,准备渡江抗美援朝。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将战士们发自内心的誓言记录下来,在全团出国作战誓师大会上宣读,立即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写成战地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当日,周巍峙与几位同事在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家中开会,偶然从报端上见到这篇通讯,立即被志愿军战士钢铁般的誓言所吸引,全身的音乐细胞顿时跃动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当场谱写完这首歌曲,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1951年,文化部推荐这首歌曲时被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此歌节奏明快,气势豪迈,雄壮有力,不仅在全军广为传唱,而且迅速风靡全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奋勇杀敌的斗志,激发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情。1954年,荣获全国优秀歌曲一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巍峙长期在文化部工作。由于公务繁忙,音乐创作的时间和精力少了。这对一位酷爱艺术的音乐家来说,不免有些遗憾。周总理知道他的心思后大笑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总要有人做官办事,我不是长期当官么,像你这样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还不好找啊!”
是啊,周巍峙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确实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不仅把音乐作为武器,让一首首歌曲像子弹一样射向敌人,还能用批评的武器守护音乐这一圣洁的殿堂。
1951年2月11日,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曾在晋察冀边区传唱的《毛泽东之歌》没有很好地反映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得到这首歌曲作者的理解和认可,《人民日报》就这一话题加编者按表示认同。
音乐是九鼎大吕
1964年7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创作一部大型歌舞作品,来歌颂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7月30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创作大型歌舞,并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和组织指挥小组,周巍峙位列其中,并任总指挥之一。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从7月3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短短12天时间,全国、全军的文艺精英齐聚北京。8月12日,全体演员到北京西苑宾馆报到,周巍峙作了动员讲话。此时距离演出不到50天,排演马上开始,在进入人民大会堂合练之前,3500多名演员被分散在20多个场地,分头进行排练,整个排练过程采用军事化管理。从开始排练,一直到拍摄完成,周总理先后去过剧组26次。有一场需要一首描写和歌颂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开始没有找到合适的曲子,周总理非常着急地找来周巍峙,让他尽快落实。周巍峙去音乐研究所查了半天资料,最终找到一首民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周总理看了觉得这首歌词很好,还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场景。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中,周巍峙负责每天与总理办公室联系,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确实是一次艺术领域的大兵团会战。周巍峙参与了全剧的构思、策划,是全剧提纲(第一稿)的执笔人,也是他提出将这台大型歌舞剧取名为《东方红》,并采用鲁迅的手迹。
仅仅一个半月,一部再现中国革命历史的宏伟巨制就诞生了!1964年10月2日晚上8点,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贵宾一同观看了演出,此后又连演数场,场场爆满。10月6日,毛主席亲临观看了演出。周巍峙夫人、著名歌唱家王昆在《东方红》中领唱了一曲《农友歌》,毛主席夸她很有当年湖南革命妇女的那种气派。10月16日下午,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脍炙人口、历久弥香,是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九鼎大吕。可惜,《东方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最后一幕辉煌。1969年,周巍峙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周巍峙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为众多文艺界人士平反昭雪。1977年,周巍峙再次登上中国文坛,先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代部长等。他曾手书自勉词:“疾步哪顾老将至,攻关何惧路艰辛”,发誓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继续奋斗。
1982年,邓小平同志谈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指出,这种史诗式的大型歌舞是很好的形象化的党史教材,我们还要搞这样的大型歌舞。10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创作和演出一部《中国革命之歌》的决定。周巍峙出任该剧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组长。20年后,周巍峙又重新组织创作一部史诗式大型歌舞,深感使命重大。《东方红》所表现的是从苦难的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史,而《中国革命之歌》历史跨度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党的十二大,政治内涵和题材难度增加了。为达到历史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1400多名艺术工作者,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为避免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重复,只选用少数未用过的历史歌曲和民歌,而重新创作了大量的歌舞。
1984年,又值国庆,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首次纪念活动,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中国剧院首演。党中央、国务院及各方领导都出席了。周巍峙陪同邓小平同志观看演出,小平同志看得很专心,对全剧的评价很好。周巍峙面对领导的肯定,回想从国庆15周年创作演出《东方红》,至国庆35周年创作演出《中国革命之歌》,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整整跨过了20年,他的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心中感慨不已。
音乐是友谊使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总理十分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新中国对外形象和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每次出国演出的节目他都要亲自审查,且十分关心出国人员的安全。有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和周扬、周巍峙三人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民间专业剧团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总理笑着说,咱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周巍峙是小周,周扬就是大周吧,我们三周一起使劲,把对外文化工作搞好。
1951年,新中国决定派出规模空前的、由222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周总理推荐周巍峙担任中国青年文工团团长。这次活动为期长达一年多,文工团参加了联欢节,走访了苏联东欧及奥地利等9个国家,进行了多场演出,加强了中外文艺的切磋交流,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回国后,周总理还多次指定周巍峙担任印度、南斯拉夫等来华访问的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他每次都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
那时周总理好几次半夜给他打电话,话题大多与外事有关。有一次,周巍峙头疼病剧烈发作,听王昆说是周总理的电话,赶紧强撑着去接,总理还是那样语气亲切地开头:“周巍峙呀,我是恩来呀!”总理要周巍峙马上给已到达广州的访日艺术团负责人林林同志打电话,嘱他在日本朋友的协助下加强安全工作,保障团员的安全。周巍峙强忍病痛落实了总理布置的任务后,王昆马上拉上周巍峙到医院看急诊,诊断结果为脑神经严重痉挛,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疾病。周巍峙工作十分忙碌,曾编顺口溜自我解嘲:“起床有人催,吃饭有人陪,走路有人追,看戏没法推”,他一天到晚处在工作状态,全靠一种精神在支撑着。
周总理一再强调,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要大力介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但也同意根据具体情况安排西洋风格的演唱和西洋乐器的演奏。1953年我国派出艺术团体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去波兰及民主德国访问演出,周巍峙破例吸收美声唱法和西洋风格演奏的音乐家参加演出。周总理在最后审查出国节目时,当场给予肯定,并决定让周巍峙带团出国。
1996年12月起,周巍峙以八十高龄担纲第六届中国文联主席,先后又连任第七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他不顾耄耋高龄,以党的文艺事业为己任,不辞辛劳,不遗余力,鞠躬尽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筹办了一系列的文化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如中国电影一百周年、中国话剧九十周年及田汉、夏衍、阳翰笙、沙可夫等文化名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并亲赴各地参加了大量社会文化活动。他积极倡导并率先垂范,带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开展各类学术研究,热心支持“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等。他主持编纂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建设“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的系统工程,其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由他担任主编、副主编。他主持编辑的《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田汉全集》《夏衍全集》等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树立了里程碑。
2014年9月12日,周巍峙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8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似一座巍巍的音乐和文化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东台人民也永远铭记这位杰出的乡友。(丁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