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母亲打电话，她说要趁天好打黄豆。她说的是老屋后面的那块自留地，她还说前两天下雨，明后天又要有雨了。是的，农人干活不容易，要卖力气，还得顺应四时和阴晴。母亲在那头说着，我在这头听着，母亲没啥多余的话，一句一句都不离故土，一声一声皆是故乡的风物人情。我在她故事一般的讲述里，一块一块拼接故园的图画，我仿佛闻见黄豆秆枯黄的味道。

在我的故乡，堤西这片土地上，人们嘴上惯用“打”这个字，一年四季皆可“打”。我记得早年种棉花，在春天要先育苗，先要在大田中细作一块地，把土翻熟了，底肥下足了，还要“打”钵子，名字美极了，叫营养钵——一个土坨子，啤酒罐似的，一个一个排列有序，在钵心丢棉种，最后封上极其精细的薄土。“打”钵子得用脱钵器，半人高的脱钵器，一点不亚于健身房里的器材，手、脚、眼得高度配合，才能脚到钵成。如果你走在田间，那片土地上，这家也在“打”，那家也在“打”，那声响如同成百上千的打字机在哒哒哒，那是春天的大合唱，是属于雪白棉花的胎音，也是到了夏秋之际卖了棉花在棉花站一张一张数着票子的笑容。

“打”菜籽是夏春交错时的事，夏忙相对来说比较缓，不过也是一年里乡村的一个小高潮，磨刀石上翻飞的镰刀，如同弯月一般，霍霍生风。在初夏的清晨，或在水边的码头上，或在自家门槛上，农人忙且有慧，忙的时候，门槛可以作小凳子，省却不少工夫，或在蝉鸣的高柳下，磨镰刀，打草腰子，那是绝对的风景。磨刀石也被唤作打刀石，以自己的身躯去摩擦那铁打的刀，呼嚓呼嚓的声响，有如生命的绝唱，那样壮丽，又那样风情万种。而打草腰子，则显得温和多了，旧年的稻草，从草垛里拖出来，草尾互扣，打个结的事，不伤和气，反倒有点柔情蜜意了，像两个对了眼的青年，吐露心事。草腰子，还有个更土的名字，叫草把绳儿。男磨刀，女打草把，一个阳刚，一个阴柔，农事里也蕴藏刚柔并济的哲学。

先试镰的是油菜籽，油菜皆长在拾边地，不占大田，拾嘛，算是捡来的，在每一寸土地上，故乡的人们算计精细。“堤西水乡嘛，水多田少，不精打细算，咋个行哩。”这是祖母的口头禅，她说庄户人过日子，不就靠从嘴里省下来。在他们那一辈人看来，过日子就是省日子。米缸里有余粮，才不慌。趁早凉割下，晒到日午，就该连枷上场了。连枷就是竹做的，一片黄灿，手柄处得汗水的滋养，黄得发亮，像是上了光的皮衣。连枷打起来，起时高过头顶，落时啪啪直下，一起一落间，人也跟着远眺和凝视，那声音也似那从旷远传来的古乐，更仿佛在诉说无尽的思念。

如果说夏忙是一年里的小高潮，那么秋收才是真正的高潮来了。在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更是“打”不离口，整个村子上，从早到晚，几乎都回响着“打”的声音，此起彼伏，东西相闻，南北应和。黄豆熟了，打黄豆；红小豆熟了，打小豆。这只能算是秋天开“打”的前奏，像戏台上热场的小生，翻几个跟头，露几下绝活，博得几声叫好，把台下的人兴头吊起来。要等到秋风一阵紧似一阵，露重霜寒的时候“打”稻才是重头戏。而“打”稻，也是最费体力的活，一般都是由年轻力壮的汉子来做。其他的农具，可以说皆藏着为人着想的情分，就拿镰刀来说吧，其形如弦月，刀刃在月弧的内侧，使用起来刀口向里，和人的手臂合为一个圆，人刀合一，仿佛是人的手上长出来的似的；再说连枷，竹柄长达三四米，枷头在抡到最高点时顺势一转，落到地面前又是一转，成扑的姿势，借助自身的重量，重重一拍，枷响荚裂豆滚落。而“打”稻用的是稻床，俨然就是一张“床”了，比方桌略小，由木材和竹子做成，木为骨，竹劈成片，间隔交错，形成一个百叶窗似的面，而其四条腿也独特，前腿底后腿高，呈斜坡样。人站在床后，手持稻把子，扬过眉眼，再下劲甩下，稻穗砸在稻床上，纷纷如雨下，在这力与力的较量下，稻谷和稻秆分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往返较劲，攻克“打”稻的山头。我印象中，父亲月下“打”稻的情景尤为深刻，虫吟、秋风、清月和父亲，在一声一声沙沙稻飞的乐章里，永恒定格。

乡下人嘴上是无所不“打”的，即便是日常生活里的芝麻屑事，也不离一个“打”，打酱油、打肉、打油、打酒……一切仿佛都哒哒有声。你听，到了小商店，注口、端子、油瓶，就凑成了演奏三件宝，顺流而下的油，滴答滴答，如古代宫廷里的铜漏之音，是锱铢必较的精明；杀猪匠，要两斤不会多一两，也不会少一毫，手起刀落，噼啪作响，那是一种李逵式的豪情。来了客，“打”蛋茶，灶台上便有了咔嚓之音，那是淳朴的农家礼节。

我的故乡堤西人家的三百六十五日，哪一天都不离“打”字，“打”出的是岁月静好，是人间烟火，是国泰民安。堤西者，古海陵境内，范公堤以西也。（河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