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1890年11月-1935年10月)，原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东台人。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学习勤奋，喜好书画艺术。

1912年在《东台日报》任图画编辑。1913年进入上海报界后，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生活的磨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戾行径，一种民族危机感油然而生。他怒火中烧，舍生忘死，以报坛为阵地，以文笔为武器冲向抗日救亡前线……

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接见《新华日报》记者时，握着戈公振的侄子戈宝权的手说：“我了解戈公振，他是位爱国名记者，他的《中国报学史》我读过。”

赤子丹心，燃烧的爱国激情

1928年秋，当戈公振第一次抵达日本进行新闻考察时，就预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他发现日本当局利用我国元代忽必烈组织十万人马乘舟东征的历史，每年举办所谓“元寇纪念会”，煽动反华，以超度亡魂之名蛊惑民众。同时，戈公振又看到日本当局利用电影、展览、教科书以及纪念会等对我国东北主权进行歪曲宣传，写下了《旅日新感》和《旅日杂感》，及时向国内人民敲响警钟，以对日酋亡我之心保持警惕。他大声疾呼:“满洲是我国东北的门户，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就一天不能高枕而卧。”

时隔两年之余，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相继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本性暴露无遗，戈公振先生的洞察力和敏感力得以验证。当时戈先生为《时报》总编和《申报》主笔，家住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七浦路，目睹日机轰炸上海怒不可遏。那天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化为灰烬，戈先生费尽心机撰写并即将出版的新著《世界报业考察记》也毁于炮火。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神州大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戈先生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和苏联进步书籍，认识到只有强国才能不挨打。一天早晨，他站在阳台上对身旁的侄儿戈宝权说:“我的年纪大了，我至多只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你应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周刊》主编杜重远在北平等地收集了东北沦陷后，日寇蹂躏中华大地的大量史料。戈先生在《申报》图画周刊上发表了他提供的东北沦陷的新闻照片，并配合撰写时评、专论，揭露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真相，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这年秋冬，他白天到《申报》办公，夜晚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经戈先生介绍，邹韬奋认识了胡愈之。从此，戈公振等人经常聚会于重庆南路万宜坊邹韬奋家中，磋商上海报坛抗日大计。

1931年10月10日，戈先生利用“双十日”这一关键时间在《〈生活〉国难惨象画报》发表了12幅日本侵华照片，并着重注明:“此照是日本人所摄。”照片上除了看到那满天黑烟和同胞被杀以及平坦的马路变作战场外，还有那尸横遍野，凄惨哀号……描绘了在日本屠刀下的种种惨状，呼吁国人不能袖手旁观，要从仇人的手里夺过刀枪，与他们拼杀。他与陈望道、巴金、丁玲、田汉、胡愈之、郁达夫等129人联合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和《致全世界著作者及文化团体书》，愤怒声讨日军暴行。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自觉组织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因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阻挠，他们的军火、军饷等得不到及时补充和供给。鉴于这种情况，戈公振、李公朴、邹韬奋等在《生活》周刊发表《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和支持。短短半年时间，共收到各地捐款12.99万元，及时转交给东北义勇军和坚持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及伤兵医院，并将捐款数额和转交情况向社会公布。

铁笔纵横，烽火中的新闻长征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一味寄希望于英美操纵的国际联盟的“调停”。慑于世界舆论，国际联盟派出英人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华调查事件真相，于1932年4月18日抵达上海。戈公振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以记者身份随同调查淞沪战场，在闸北宝山路东方图书馆的废墟处捡到许多被日机轰炸烧毁的图书卡片和残骸物件。随后，他又跟随李顿调查团和顾维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火车到达南京，坐军舰到汉口，又返回南京去北平，再去东北，一路关卡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塘沽至大连这一段，当时已被日军控制。戈先生预料此次出关生死难测，在离开北平之前写了一封遗书交给堂弟戈绍龙，告之如遇不幸，方可转交胞妹戈绍怡，信中表达了他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拯救国难中的祖国，置生死于不顾的决心。

他随团经大连到了沈阳，代表团下榻于大和旅馆，其附近便是日本警察总署和关东军司令部。他们甫一步入东北，即受到日伪的警告:如敢越雷池一步，立即予以拘捕，并处以极刑。强调所有中国随员，均不准踏入所谓“满洲国”一步。戈公振无视恐吓，先后三次出生入死进入沈阳城，冒险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北大营调查采访，当他于4月24日第三次进城时，被日伪宪警发现，遭到拘捕。戈公振面对日伪的屠刀，面无惧色，泰然自若。后经代表团交涉，终于用汽车将戈先生送回。事后，他多次接到恫吓匿名信。再说李顿调查团经过一番“调查”后，虽宣布日本占领“满洲”为“非法”，但对日本并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7月21日，戈公振回到上海即以“K”署名撰写了《东北之谜》的长篇通讯，披露在日军的铁蹄下，灾难深重的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后又应邹韬奋之请，挥笔为《生活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大声疾呼要解决东北问题，同时大力宣传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强烈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戈先生随团采访，历时6个多月，行程近3万公里，表现了一名爱国记者的家国情怀和凛然正气。

礼赞东方，燕尾服上的国际话语权

走进台城文化广场的戈公振故居，室内的陈列橱里，悬挂着一套国家一级文物——戈公振穿戴的燕尾服。该服质地为呢子料，高97cm、宽41cm、黑色，系1927年戈公振代表中国新闻界出席国际新闻会议时穿着的服装。后来，他穿着这套服装多次参加国际会议。此服虽已跨越一个世纪，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变革，依然保存完好，不失端庄大雅。

第一次国际新闻会议，于1927年8月24日至29日在日内瓦召开，与会36个国家，有专家63人、审查员20人、顾问35人，计118人，均为当时各国报馆的主管。会议开始，戈公振代表中国新闻界在会上第一个登台发言，以雄辩的口才和严谨的思维，受到与会者的热烈称颂，主持会议的会长彭汉爵赞赏说:“倾聆戈君演讲能言善辩，深为钦佩，鄙人谨代表全体向君致敬”。会议期间,他穿着这套燕尾服，潇洒自然，神采奕奕，穿梭于各国代表之间。

1932年9月5日，戈公振又随团从上海出发，途经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达瑞士的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召开的关于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会上，他以确凿的证据和雄辩的言辞揭露日军侵华的真相，戈先生的发言赢得与会国代表长时间的掌声。诚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戈公振此时已看出国际联盟代表团并无解决问题之良策，来华调查只是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9月25日，他在日内瓦奋笔写下《万木无声待雨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国联为中国收回失地，无殊纸上谈兵”，抗日的关键还在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

后来他穿着这套服装还参加了世界国际劳工会议、国际海军裁军会议和国际交通与运输会议等众多国际会议，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也展现了中国新闻人的国际形象。

文化桥梁，苏联纪行与红色纽带

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戈公振第二次出国。这期间，戈公振与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毕云程等人书信不断，每封信谈论的都是抗日救亡。社会名流频繁的书信往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正如邹韬奋致戈公振的信中说:“近来国内变相之法西斯主义颇为猖獗，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已被绑架，杨杏佛已遭杀害，愈之兄及弟亦名列其中，不得已拟出国暂避。”鉴于国内局势凶险，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他决定到法、意、德、奥等国继续考察。

1933年3月1日，中苏恢复邦交，戈公振由日内瓦随复交使团去苏联（时亦译“庶联”），对其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并向国内发回了大量反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报道。邹韬奋于1934年7月21日也来到莫斯科，两人相会于异国他乡，就国事问题进行了多次长谈。邹韬奋回国后，把戈公振的报道辑成《从东北到庶联》一书，于1935年12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戈公振在苏联三年，除发回大量的通讯报道外，还积极从事中苏文化交流。由于他的热心推荐和策划，在苏联举行了梅兰芳戏剧演出、中国画展和中国电影展览。从发起筹备到演出，前后共经历一年多时间。戈公振自始至终参与牵线搭桥，安排活动，热情为之奔走。

梅兰芳访苏演出，在莫斯科音乐厅表演延至六天，在列宁格勒文化厅表演延至八天，场场爆满，仍无法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从列宁格勒演出归来，4月13日又在莫斯科大剧院加演一场，作为告别演出。这场演出，盛况空前，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几乎悉数到场。梅兰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看到二楼有一个包厢灯光较暗，看不出是哪位领导人前来看戏，他揣测可能是斯大林。后据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1935年4月21日刊载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报道，当天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都观看了这场演出。

最后的呐喊，“我是中国人”的永恒回响

戈公振,是中外著名的新闻学家，也是开一代先河的新闻史学家，更是中国新闻界一颗璀璨的巨星。

1927年初，他自费出国，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瑞士、美国和日本。在英国，他考察了《泰晤士报》，并到伦敦政治学院听课;在德国，他参观了在科伦举行的世界报纸博览会；在美国，考察了《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在日本，考察了《大阪每日新闻》和《福冈日日新报》等。瑞士和德国的街头卖报亭，德国新发明的自动售报机，日本街头的新闻图片展览橱窗等，都是他调查的对象。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被“洋化”，而是洋为中用，根据中国的实情，进行新闻改革创新。1928年底戈公振回国后，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邀，进入该报工作——他首创的《图画时报》，使我国报纸的画刊从“石印时期”迈入“铜版时期”，掀开了中国画报史上新的一页。

他是第一个确立将“报刊史”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新闻专家。

他撰写的《中国报学史》是我国第一部泛论新闻学、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专著。

他亲手创办的“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和一整套科学管理制度，成为我国最早的报纸资料管理机制。

他所发起组织和主持的“上海报学社”，对当时的新闻界、学术界乃至文化界都有着倡导作用。

他是我国新闻界对东西方新闻事业做过全面考察、并以中国新闻学者身份在国际讲坛上演讲的第一人。

1934年至1935年，正当他在国外考察研究欧洲社会的关键时候，连接邹韬奋、胡愈之多封电报，催他回国共同创办《生活日报》，宣传抗日救亡。此时他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考察，经过权衡，毅然中止了调查，取道西伯利亚东行，经海参崴坐船回到危难中的祖国。戈公振风尘仆仆赶回上海，本想与邹韬奋、胡愈之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再度携手重新创办《生活日报》，终因多年为国奔波，积劳成疾，不幸病倒。在他生命垂危、声音十分微弱的情况下，还吃力地对守候在身边的邹韬奋和马荫良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势垂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工作……”

“我是中国人!”这是豪迈的遗言!这是不朽的名言!戈公振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这段动荡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戈公振虽然不是跃马横戈的斗士，却能这样紧紧握住自己手中这支犀利之笔，为拯救中华民族秉笔直书，发出救亡呐喊。因为，他用四十五年生命铸就了豪迈的信念——我是中国人!

1935年10月23日，中国新闻史上的巨擘，还没有发出全部光和热就匆匆离世，上海各大报纸都刊出讣闻。黄炎培先生扶病挥泪写下《公振先生哀辞》；邹韬奋先生含泪写下了《悼公振先生》；沈钧儒先生饱含深情地赋诗:“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