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梁海乡的打谷场上，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正借着月光排练活报剧。台下坐满了裹着棉袄的乡亲，当演到“两个好百姓被鬼子杀害”时，人群里响起压抑的抽泣声。这是“敌后流动课堂”——在炮火间隙，头灶的乡亲们用门板当黑板、石灰泥作粉笔，在盐蒿草掩映的坟场里教识字，在地窨子里讲抗战道理。

从“私塾寥落”到“冬学星火”

抗战前的头灶，是典型的盐垦区。煮海为盐的灶民、开荒种地的佃户，终日面朝盐碱地背朝天，“扁担大的‘一’字认不得几个”。镇上几十所私塾，多是富家子弟的“专利”——先生教《三字经》《百家姓》，学生写大仿、练算盘，能读到《四书》的凤毛麟角。穷人家的孩子，要么跟着牛屁股当放牛娃，要么早早定了童养媳，可怜邻居苏宝德家的小“大毛儿头”，为了一口饭外出逃荒，此生再没回来。

1941年春，变化悄悄发生。头灶各村的打谷场、祠堂里，亮起了油灯。农闲时节的“冬学”办起来了：妇女们纳着军鞋，跟着新四军民运队员念“做军鞋，送军粮，支持前方打胜仗”；放工后的汉子们蹲在草垛边，用树枝在地上划拉《冬学课本》上的“人、口、手”；就连十来岁的娃儿，也搬个小板凳挤在油灯下，听私塾先生讲“小东洋欺负咱中国人”。这些没有固定教室、没有钟点作息的“露天学堂”，成了战火中最早的“扫盲班”。

流动的课堂，不灭的星火

1942年，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把民众教育提到了重要位置。没有校舍，借庙宇、租民房；敌人来了，钻荒草田、躲树丛。头灶的老师们发明了“复式教学法”——一间教室里，一年级念拼音，三年级算算术，五年级读课文，老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粉笔，就用石灰加锅底灰调成泥浆，在门板上写字；没有体育器材，就带学生跑操、唱歌、做游戏。

最动人的是梁海乡的故事。校长潘祝平听说村里两个农民被鬼子杀害，连夜编了活报剧《两个好百姓，活活被杀害》。孩子们用破床单当戏服，用树枝当道具，在全乡各村巡回演出。演到“鬼子刺刀捅向村民”时，台下老乡攥紧了拳头；唱到“血债要用血来还”时，不少妇女抹起了眼泪。这出戏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乡亲们的抗日热情——后来，梁海乡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人数，比周边乡村加起来都多。

从“盐碱地里的学堂”到“新时代的课堂”

今天的头灶镇，柏油路通到了校门口，多媒体教室里孩子们用平板上课，幼儿园里有滑梯和绘本角。

“那时候上学要躲鬼子，现在娃儿们坐在空调房里读书。”一位退休老教师感慨，“可咱不能忘了，今天的琅琅书声，是当年用生命守护下来的。”

战火中的头灶教育，是一曲“耕读传薪”的壮歌——盐碱地上长出的不仅是庄稼，还有文化的根；硝烟里点燃的不只是烽火，还有文明的星火。这星火穿越八十载风雨，依然照亮着后来者的路：唯有铭记来时路，方能走稳脚下途。（周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