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至1972年，我读初中的两年半时光里，每到开学，便是我最难熬的日子。那时我家境贫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困难户。两间简陋的“丁头府”里挤着十口人，姐弟八个，我排行老五。父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母亲因常年饮食不规律落下胃病，家里年年都是超支户。

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父亲始终坚守两个信念：一是再穷也要治病，二是再难也要读书。

初一开学报名，第一件事就是交学费和书费。我知道父亲脾气急，不敢开口，便去求母亲。可母亲不掌家，也知家里没有钱，爱莫能助。最后，我只好空着手去了学校。

没有交书费，自然领不到课本。那些日子里，上课时我总要伸着脖子，悄悄和同桌合看一本书。好在我的成绩还不错，时常通过给同学辅导作业换来蹭书的机会。

老师催缴书费，我硬着头皮回家传达，换来的总是父亲那句：“有钱能不给你吗？”声音里满是无奈。

后来，班主任想了个办法——让没交费的学生站起来表态。每次站起来的学生里，总少不了我。渐渐地，有的同学交上了钱，有的索性辍学回家，只有我依然每天准时到校，虽然书费始终没有着落。

又拖了些日子，班里没交费的只剩了我一个。一天，班主任让我站起来，语气里透着焦急：“就剩你了，到底什么时候能把书费交上？”我低着头小声说：“家里在想办法……”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老师厉声道：“站直了，别坐下！以后你就站着上课！”教室里静得可怕，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站长”这个外号很快在班里传开。委屈和羞耻让我萌生了退学的念头。第二天，我偷偷跟着辍学的同伴去挑猪草。手里的镰刀很沉，心里更沉——既想念课堂，又害怕面对那些目光。

中午回家，父亲察觉到不对劲，追问之下得知我逃学了，顿时火冒三丈。他抽出竹枝狠狠打在我身上：“我让你逃学！”母亲在一旁抹泪。打完了，父亲声音发抖地说：“没钱也要去！你去告诉老师，账先记着，我迟早会还！”

那顿打让我疼在身上，却更让我明白了父亲的苦心。下午，我揉着哭肿的眼睛回到学校。万幸的是，慈父般的杨吟来校长了解到我的情况，不仅批评了班主任的做法，还悄悄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块多钱，替我垫上了书费。就是这两块多钱，让我重新拾起了几乎破碎的尊严。那年除夕前，父亲卖猪后第一件事就是登门还钱，那份感激之情，至今难忘。父亲用行动把“守信”二字刻进了我的心里。

这样的艰辛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为了这个家，大姐二姐小学毕业就辍学，大哥二哥初中没读完就回家务农。正是他们的付出，才换来了我读高中的机会。

高中生活同样清苦。学费常靠已出嫁的姐姐接济，每次接过她塞来的钱，我都攥得手心发潮，心里既酸楚又温暖。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那时我身材瘦小，连续两年参军都因体重不达标落选。我跟着乡亲们干各种农活，肩膀磨破、鼻子流血也咬牙坚持，只想为家里多分担一些。

1977年恢复高考时，有同学邀我一起复习，父亲也劝我试试。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姐姐们已出嫁，父母体弱，哥哥在外学徒，弟妹还在读书，我怎能再给家里添负担？

看着同学们背着行囊奔赴校园，我心里满是羡慕，但从不怨天尤人。我把“勤能补拙”当作座右铭，把当年老师那句“站直了，别坐下”当作鞭策。

工作后，无论多忙多累，我从未停止学习。夜深人静时，台灯下就是我的小天地。凭着这股劲头，我先后取得了中专、大专和本科文凭。这三张文凭在别人眼里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我心里，它们无比珍贵——不仅弥补了我未能参加高考的遗憾，告慰了父母望子成龙的苦心，更让我获得了直面人生挑战“不低头、不认输”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