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湖

遇到人多嘈杂、声音过大，人们会说“能把屋子都抬了”。说到抬屋，大多数上了年纪的农村人都经历过。那时我年纪尚小，多是跟着看热闹，抬得不多，却看得真切。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兴修水利，实现连片耕作，农村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搬迁热潮——将分散的农户迁至统一的农庄线上。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可谓史无前例。仅我们许河镇，搬迁就涉及约一万户人家。这对改变农村面貌、发展生产、方便生活意义深远。

抬屋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每个环节都需缜密，来不得半点马虎。

先是规划选址，农庄线多选在东西走向的河边，既方便农户取水，也便于后续通电、通广播。多数农庄线规划前后两排，户与户之间间隔20米左右。直到现在，许多地方仍保留着这种布局。

选址定了，就到了宅基地安排。乡亲们为人朴实，遵照“就近”原则，谁家住前排、谁家住后排，或凭抓阄或相互协商决定。

宅基地定下来，接着就是修路与清障。那会儿经济条件差，农庄线的路自然修土路。光有新路还不行，还得打通通往新宅的通道，砍去挡路的树木、清理路边的杂草、填平坑洼的沟塘。只有通道平坦了，抬屋时才能走得稳、走得顺。

接下来就是腾房，请能工巧匠“做撬”。那时候家家都穷，没多少家当，先搬的人家就把物件寄放到后搬的邻居家里。做撬是个技术活儿，要抬的都是茅草屋，四面是芦柴障笆，也偶有局部砖墙的。做撬时，工匠选用碗口粗的毛竹，纵横交错，固定在房柱约大半人高的位置，再用生麻绑扎撬紧，形成“井”字形方格。每个方格约有三四张方桌那么大，能站七八个人。

抬屋的多在农闲的冬季进行，既不损坏庄稼，又有充裕的人力。具体时间由生产队长和户主商定。若要抬的房子多，便集中人力，一户接着一户抬。

抬屋最热闹、也最惊险的要数起抬和移动环节。抬屋开始前，队长或他人会提着一面筛子般大小的铜锣，爬上屋顶，使劲敲击，向人们发出集合的信号。锣声就是命令，村里的青壮劳力不论男女，听到锣声，不管多忙，都会放下手上的事情，从四面八方涌来。

这时，主人通常会手捧面盆或系着围裙，里面装着一分钱一块的糖，还有廉价的“勇士牌”或“经济牌”香烟。见到来人，抽烟的发烟，不抽烟的发糖。这便是主人对每个抬屋人的款待和答谢。

抬一座三间的屋子，需要两百多人。此时的队长胸挂口哨，手执红旗，拿着铁皮喇叭，俨然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先安排青壮男子站到屋子四个角落等关键部位，待所有人各就各位后，便开始发号施令：“大家注意！为防止发生踩踏，一定要抱紧杠子，脚下踩空也不能松手；把鞋带系紧，鞋掉了也不能捡！屋抬起身后要等拨正了方向才能起步……听清了没有？”哨声响起，随着“起身”令下，人们挺起腰杆，房屋缓缓悬空而起。原地调整方向后，大家铆足劲，迈着沉稳的步子，跟随红旗的指引齐步前行。

抬屋最重要的是步调要一致，否则容易乱了阵脚。“嗨哟、嗨哟”的号子震天响，众人踩着号子的节奏，一座老屋就像一辆慢行的大巴，缓缓地朝着新的宅基地行进。距离不远的一次到位，距离远的中途会休息一两次。

房子抬到了新宅基地，不管多累，抬屋的人都不能直接把房子撂下。这时队长已把现场指挥权交给了木匠师傅。“向前一步走！”“向西退两步！”人们按照他的口令，抬着房子在场地上缓慢移动，校正到位后，木匠师傅一声“落地”，大家才顺着劲儿轻轻放下肩上的房子。后续的卸杠、整修等工序则交由专门的人去完成。

在主人的答谢声中，大汗淋漓的人们在欢声笑语中纷纷散去。抬屋的人多数是本队的，抬大屋的时候也有邻队派人支援的，甚至还有路过的陌生人也加入到抬屋的队伍。抬一次屋每人也就得到三四分工，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互帮互助，助人为乐。

抬屋并非总能顺利完成，也有失败的时候：有的因为选址未充分征求农户意见、不够科学，导致农户不愿搬迁，进而拖延工期；有的则因为抬杠没绑扎牢固，中途松了撬，屋子晃悠着散了架，只能拆了重建。

抬屋的场景已成为记忆，并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别小看这抬屋——它既能体现组织者的谋划与动员能力，也能映照出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甚至还可以折射出一方的村风民情。

如今，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听不到抬屋那震天的号子声，见不到上百号人抬着屋子齐步向前的壮观场面。然而，那些大汗淋漓的脸庞、踩着号子的脚步、递糖递烟的温情，还有众人齐心合力的那股劲儿，都像老屋的梁木一般，深深扎根在一代人的乡村记忆里，成了一份朴素而温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