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退出我们的生活已四十余年。前几日整理装饰橱时，我把那蒙尘的煤油灯反复擦拭，直擦得灯罩透亮，才将它重新摆回醒目处。望着这寻常灯具，当年那摇曳的星火，仿佛仍在心头闪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家乡一所含初中的“戴帽子”小学做民办教师。那时农村尚未通电，学校二十多人晚上开会、学习、办公，全靠煤油罩子灯照明。想起从前在绿豆般微弱的小油灯下苦读，如今能在明亮的煤油罩子灯下执教，心底便涌起一阵自豪。

这煤油罩子灯由底座和灯罩两部分组成，底座又分为灯托、油壶、灯捻，灯罩是鼓式造型，中间鼓起、两头略细，给人以美感。灯油有限，只能两人共用一盏，面对面摆在两张办公桌中央。煤油是计划供应的，由学校总务统一给每盏灯加油，没人能多占分毫。若是校长读文章、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大家就统一把灯捻调小，这时办公室里最亮的那盏，定然是校长的。

煤油罩子灯用久了，灯罩会被煤油烟熏黑，必须时常擦拭。有同事触景生情，编了句富有哲理的谚语：“灯不擦不亮，刀不磨就锈，人不学习就落后。”擦灯罩也有门道，用纸硬擦或带水擦，非但擦不干净，点灯后还会留下斑斑点点的污渍。一位聪明的同事摸索出个好办法：先用手捂住灯罩大头，再从小头一端向里吹气，让灯罩内壁布满雾气，这时再用软纸擦拭，便能擦得光洁透亮。当时张老师和常老师最擅长这手艺，他们的灯点起来格外亮，灯罩四周还会映出一圈浅蓝的光晕。煤油灯是当时学校唯一的照明工具，大家都格外爱惜，晚上用完就立刻锁进办公桌抽屉，生怕白天办公时不小心碰坏。

那时办公条件简陋，我们民办教师的工资只有十四元，再加上年终的工分补贴，不过二十三四元，但老师们的精神状态都格外饱满。那个年代，无论家离学校远近，大家都坚持集体办公、集体食宿，工作兢兢业业，从无偷懒耍滑之事。我和张老师家离学校近，索性把铺盖搬到了学校，早晚都能喝上奎爹煮的两大碗玉米糁粥，然后在煤油灯下伏案工作。办公结束后，我与常老师“捣腿子”。张老师还会坚持创作，写诗歌、小说，也写杂文，我总是他的第一读者。那时八分钱寄出去的稿子，大多石沉大海，但张老师依旧在煤油灯下笔耕不辍，直到夜阑人静，大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意境。

由于他用灯时间长，煤油常常不够用。我俩教的班上，有位品学兼优的学生，父亲是商业公司驻村代销员。那时家家户户的煤油都是计划供应，这位代销员神通广大，每月计划用完后总会有少许结余。我们便通过这位家长，每月多弄一斤左右的煤油计划，这是那时我们唯一一次“利用特权”请家长“走后门”。后来看到上晚自习的同学用的小油灯光线昏暗，鼻子都被油烟熏黑了，我又一次“开后门”，给同学们弄来了煤油。晚上，同学们把两张课桌拼在一起，四人共用一盏煤油罩子灯，玻璃灯罩上再套着白纸做的灯拍，这样让光亮更集中，比小油灯效果好多了。

日积月累，张老师在煤油罩子灯下的写作终于有了质的飞跃。1976年，他的一篇杂文被《新华日报》评论部的编辑看中，编辑打电话到县委宣传部询问作者简历，宣传部才发现了他，将他借调过去从事专职写作。高考制度恢复后，他又顺利考取了高校。每当谈起当年在煤油罩子灯下坚持写作的日子，这位兄长总会感慨万千，怀念、自豪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七十年代末，农村通了电，煤油灯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在那段“煤油照打，电费照把”的供电不稳定时期，农村人家还是会时不时点起那落满灰尘的煤油灯。直到供电彻底正常，煤油罩子灯才真正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当年的煤油罩子灯，恰似我们亲密的伙伴与战友。我至今依然深深怀念它、感激它——怀念它曾为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的莫大帮助，感谢它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