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眼前便会浮现父亲吴宗华那佝偻却坚毅的身影。正如歌中所唱，父亲既是托举我们向上的云梯，也是负重前行的耕牛。

1940年，父亲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祖父是地主家的长工，五个孩子的家庭常常揭不开锅。作为家中老三，父亲是唯一被允许上学的孩子——只因天资聪颖。

“那时候上学，衣服补丁摞补丁。”父亲曾这样回忆。一次放学路上，他被三条野狗追咬，浑身是伤，高烧昏迷数日才捡回性命。但苦难没有击垮这个倔强的少年：他从一年级跳至三年级，又跃入五年级。中午，其他孩子回家吃饭，他却捧着书本苦读。

他的聪慧令人惊叹。高中发榜时，邮局工作人员望着又黑又瘦的少年，不信他能考上，直到大队干部作证，才将通知书交到他手中。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等多种原因，他与大学失之交臂，被保送东台师范。师范两年，每天只吃两顿饭，省下餐费；周末徒步五十多里回家，从未乘坐可省脚力的帮船。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有机会参加苏州大学中文系函授，硬是排除万难取得文凭。

中师毕业后，父亲全身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从教师到县文教局教研员，再到富安小学校长、教师培训站站长，他像不知疲倦的耕牛，在教育的田野上默默耕耘。

富安镇最多时有三十多所学校。无论寒暑风雨，父亲总是骑着旧自行车，穿梭于乡间小路。听课评课、指导教案、组织赛课，他培养出大批优秀乡村教师。全镇四百多名教师的任教科目与业务水平，他了如指掌，被敬称为“活词典”。

“他常忙至深夜。”母亲总念叨。夏夜，为防蚊虫，父亲将双脚浸在冷水盆里，就着煤油灯修改文稿；冬日，自行车后座上总绑着厚厚的教案。那些年，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厚厚一叠，获奖证书塞满抽屉。公社党委书记看中他的文笔，让他主编《富安社志》。三百多页的志书如期完成，领导两次要调他任秘书，他却因放不下三尺讲台而婉拒。

在农村，父亲白天教书，夜晚务农。近五亩地，靠母亲和我们兄妹帮着打理。“最难忘的是麦收时节。”我记得，生产队长催着抢收，父亲白天忙工作，晚上回来和我们一起挑麦到凌晨。月光下，他肩头的扁担咯吱作响，我的鼻子却突然流血——那是过度疲劳的信号。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不松懈。冬夜，他提着马灯陪我挖墒栽菜；夏夜，我们坐在院落里，听他讲励志故事。受其影响，弟弟吴英俊军校毕业成为海军军官，妹妹吴萍成为高级教师。我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曾获“省图书发行明星”称号。“知识改变命运”，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我们的家训。

退休后，父亲每日读书看报，雷打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然而十年前，帕金森病悄然降临。从最初还能骑车，到后来卧病在床三年多，病痛将他折磨得形销骨立。然而，他却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令人动容。

“他从不喊疼。”护工奶奶说，“这样的病人很少见。”高烧昏迷时，父亲粒米未进，却硬是挺了过来。三年来，我陪伴在侧，从未远行。见他日渐消瘦，我的心如刀绞。但父亲总是以微弱的声音安慰：“别担心，我没事。”

父亲没有多少资产，他拥有的是一摞泛黄的教案、一叠获奖证书。他像梯子一样托举，助我们向上；像耕牛一样前行，为我们负重；更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我想对病中的父亲说：“您播下的教育种子，早已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您树立的榜样力量，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行。”（吴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