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铭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乡下一到夜晚，便是漆黑一片。

父亲除了周末和节假日回家陪我们，长年累月先后在几个公社主持文化站工作。我们随母亲生活，每当夜幕降临，靠的是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照明。土灶、小饭桌、家神柜、大方桌，堂屋靠西侧是南北两张床、土墙隔出的房里是东西两张床——全家人吃睡都在一幢“丁头府”的茅草屋里。一盏煤油灯，母亲不时拿到东、拿到西，我们屁颠屁颠地跟在她后面。

那年月，煤油计划供应，天不黑透，母亲是不肯让我们点灯的。夜深时分，煤油灯下，我倚在床头看“小人书”，母亲总是自作主张把灯端到跟前，先将火苗拧小，再轻轻把灯罩向上挪一点，露出缝隙，凑近灯芯，一口气吹熄，催促我早点睡觉……小小年纪，我也明白母亲是舍不得耗费火油。贫穷的日子，母亲总担心当月的火油撑不到下个月。经历过的人都清楚，那时日子确实紧巴巴的，煤油得凭票。记得大队经销店打煤油的大爷，戴着一副老花镜，总是拿着账本先记账、后打油。

煤油灯靠棉灯芯引火，灯火如蚕豆般大小，在玻璃灯罩里摇曳。有时“油路不畅”，灯芯“噼啪”一响，瞬间熄灭，腾起一缕黑烟，满屋子弥漫着煤油呛人的气味，一下子伸手不见五指。母亲和我们手忙脚乱地摸火柴、找电筒……不多时，“哧啦”一声划亮火柴，煤油灯重新点燃。用不了两三天，灯芯就会烧得东倒西歪、黑黢黢的，光照朦胧黯淡。这时就得拿锈钝无刃的剪子，将灯芯向上抽出一截，小心翼翼修整火苗。同样，玻璃灯罩烟熏一两天，就“迷雾茫茫”，得拔出整个灯罩，用稀罕的旧报纸或旧布条，将手尽可能伸进灯罩来回擦拭，直到锃亮……那时可不像现在，茶几上、餐桌旁的抽纸随手可得。

常常在夜晚，我们吃好晚饭，做完作业，母亲便“连哄带骗”地说好话：“就一会儿，大家一起忙完就早点睡。”油灯下，我们趴在桌前，和母亲一起拣棉花、搓玉米、剥花生……记忆最深的是，白天母亲在棉花田里汗流浃背拾回的几大包棉花，倒在大方桌上，要先仔细摘去雪白棉花上零散的枯叶，再分拣成好花、一般的花和未成熟的“僵瓣”花，分别装进布袋。到收购点售卖时，按等级分别称重记账，约定俗成打白条，等“秋后算账”。

多少个漆黑的夜晚，母亲独自一人端着油灯，另一只手的手掌并拢在灯罩上——生怕一阵风吹灭了灯。她跨出大门，在陈旧的窗台前，不时左右调整角度，稳稳放好油灯。天空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灯火下，门前堆着小山般的山芋藤。母亲麻利地放倒一只“老掉牙”、凳脚有点瘸的小木凳坐下，手持菜刀抓起一把又一把山芋藤，“咕喳、咕喳”地剁起猪草……一剁就到深更半夜，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十年。

母亲2000年离我而去，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倘若母亲在世，今年该是九十三岁了。

如今的“煤油灯”，早已成为“忆苦思甜”的老物件。于我而言，它更多是童年生活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煤油灯下，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黑夜中剁猪草的劳作背影、大清早倚在床前为我们缝补衣服和“咯吱咯吱”纳鞋底的温暖剪影……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每每忆起，满是酸楚。

母亲一生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她生前在灶台前、床头边、田埂间拉着我的手，总是絮絮叨叨地叮咛嘱咐，一声“乖乖肉”，在我心田扎下了亲情的根。

母亲教诲我们请人办事，千万不要为难人家，“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日常生活要节俭，当用则用，“千钱要用，个钱要省”；文化固然有高低，但做人要有格局，“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事”；人要对一切有敬畏之心，“天狂有雨，人狂有祸”；有点小权更要谨慎，“手不要长，心不要黑，嘴不要吹”……这些朴实无华又接地气的人生金句，鞭策着我一生努力向真、向善、向美、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