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小学、初中到高中，遇到过许许多多的老师。但有一位老师的形象，犹如一座丰碑，始终矗立在我心中。他，就是我小学时的校长——周文卿。

周校长已离世多年，可他慈祥的面容、佝偻的背影，却如铜浇铁铸般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在我漫长的人生中，他永远是那片爱的海洋中最清澈、最珍贵的一朵浪花。

1959年9月，父亲刚离世一个多月，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背着书包迈进了家门口的曙光小学。但我与同龄人相比，算不得幸运儿。我家境贫寒，父亲的早逝如同抽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只剩下我与忠厚老实的母亲相依为命。书费是母亲东挪西借凑来的，学费总要拖到学期末才能交齐。

然而走进学校，我仿佛踏入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那时，我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从校长到老师，个个待我亲切。后来有老师告诉我，周校长曾在会上说：“像徐良观这样的苦孩子，祖辈不识字，家境又困难，我们要扶他一把。”从小学二年级起，我的学费全免了；他领导下的老师也对我关怀备至：头发长了，徐义生、刘加宁老师义务为我理发；衣服破了、扣子掉了，王兰芳老师主动帮我缝补；家里缺柴烧，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将一担担捡来的炊草送到我家。有时我对学习失去信心，教导主任兼数学老师陈文甲和班主任郁鹏老师就耐心开导我：“家庭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文化！”这些谆谆教诲，深深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现在想起来，总觉得欠了老校长和老师们一笔感情债——那时，我竟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曾说过。

1965年夏，我小学毕业了。老师们为我代缴了五毛钱的报考费。参加小升初考试，我考得很顺利。揭榜时，得知我考了全公社第三名。校长和老师们都很高兴，觉得我为学校争了光。

可就在这时，我因赤脚走过施过人畜粪的田地，竟患了那时常见的钩虫病。我脸色蜡黄，整天无精打采，双脚肿得像馒头，奇痒无比，一抓便破皮流黄水。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很差，大队没有卫生室，公社也只有一家联合诊所。我的父亲就是被菌痢夺走生命的。加上家境窘迫，母亲也束手无策。

暑假里，周校长几乎天天在校。他听说我的情况后，找到我说：“良观，你这病得吃药打针，不然哪来精力读初中啊！”我却不好意思说家里没钱看病。老校长知道了我的难处，温和地说：“别担心钱，我带你去公社诊所。”炎炎夏日，周校长用他那辆旧自行车驮着14岁的我，颠簸在蜿蜒的乡间小道上。到诊所时，他已满头大汗，却顾不得擦，直接拉着我的手去看医生。他自掏腰包为我挂号、买药。当医生得知他是送学生来看病时，无不赞叹。把我送到家后，他千叮咛万嘱咐我要按时吃药，养好身体才能上中学。服药后，我的脚渐渐消肿，病情好转，不久便能下地走路了。但周校长仍不放心，再次用自行车载我去诊所复查。直到医生确认我已痊愈，他才如释重负，仿佛自己的孩子康复了一般。

周校长对我这个已毕业，考取初中的学生如此关怀备至，我望着他佝偻的背影，真想大声说一句：“周校长，您真好！”可生性腼腆的我，面对慈祥的、额角爬满皱纹的他，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十年来，我这个内向的人曾无数次在梦中见到老校长，向他表达深藏心底的感谢。

如今回想，老师为困难学生理发、缝衣、减免学费、买药看病，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小事，不值一提。但在我心中，却是永远难忘的记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高中毕业后我走上教师岗位，在41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以周校长和老师们为榜样，以他们的师德师风激励自己：努力做一名好教师，悉心教书育人，爱生如子，以德化人，急人所困，解人所难。我努力关心教育每一位学生，让周校长和老师们给予我的爱，在我的工作中延续传递。

斯人已逝，丰碑永存。如今我虽已退休十多年，但周文卿校长的形象，始终如一座丰碑，屹立在我心灵深处。（徐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