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头是我们这一带出名的杀猪匠。记事起，我们队里腊月杀年猪都是他的活儿，从没请过别人。我至今不知道老孙头的大名。

老孙头个头不高，皮肤黢黑。每年腊月出现的时候，总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皮帽，那身老棉袄油渍斑斑，早已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他口里总叼着一根香烟，活计紧张的时候，常常忘了吸，烟灰好长也不见掉下去。

老孙头每次来都带个帮手，一个长相很英俊的小伙子。队场上刚放过《红日》的电影，大伙都说，小伙子和电影里的张灵甫长得很像。后来才知道，小伙是老孙头的女婿，叫张维高，从小是个孤儿，被老孙头抱回家养大，读完初中，就跟着老孙头学杀猪了。几年后，老孙头给小两口置酒席办了婚礼。这个女婿，其实也是儿。

进入腊月，队场上热闹非凡。各家按照排好的日子依次泡黄豆、磨豆腐，豆腐坊的磨盘整日欢叫不息，大锅里翻滚着豆浆，空气里豆腐、百叶香味弥漫。学校已经开始放寒假了，队场上的孩子分成好几拨，每拨占一块“山头”。女孩子跳绳，丢沙包，跳格儿，抓母儿。男孩子拍小画片、香烟纸，斗鸡，掷纸炮……

开始杀年猪的时候，过年的气氛已经进入高潮。

队场前面有一幢房子是队里的粮食仓库、会计室、开会的会堂。仓库前有一块60平方米左右的土戏台，农闲时节，大队的宣传队轮流到各队表演节目，偶尔也有公社的宣传队来。每每这时节，家家就像过节一样。各家的小人儿下午放学一回家，囫囵扒几口冷饭，就扛着大凳到队场早早地占了位子。等夜幕降临，队场上的锣鼓敲过两遍的时候，大人们才三三两两到了队场，于是叫喊“二小”“来宝”的声音此起彼伏。那些大凳是各家的小人为大人备用的，他们自己则抱着玉米秆或者麦秆草坐在最前面，那才是他们应有的位子。队场上几盏汽油灯一齐亮着，照得舞台上如同白昼。

这幢房子前，有一块几亩田大的场地，这才是“队场”名称的由来。农忙时，是队里的粮食脱粒、晒粮、晒棉花的场地。夏粮上场时节，常常是老少爷们刚刚端上饭碗，忽然一片乌云从西北方向涌来，与此同时，喇叭筒把队长浑厚的“抢场啰”送到各家各户。霎时间，老少爷们，男人女人从各家门洞喷涌而出，洪流一般汇聚到队场，推粮的推粮，扫场的扫场，盖草毡的盖草毡……不一会儿，雷声隆隆，豆大的雨点打在老老少少身上，已经收好场的人们泰然自若，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说说笑笑。回家再端饭碗，饭菜早已凉了。

晒场还有一个娱乐功能，就是放映露天电影。每年有两三次，比过节还稀罕。每次发行新影片，除了县城，总是我们队先放。搞得我们队的学生在学校很扬眉吐气。在队里收获花生的时候，队长他们一商量，选两个人，带上两袋花生，提几只小公鸡，到县电影管理站表示谢意。

老孙头翁婿俩一般是腊月二十六到队里来。两天时间，三四头猪杀好，再按人头肥瘦搭配斫好每块肉，这才算完成我们队的任务，收拾一应工具，赶往下家。

队场高高大大的前一幢房屋后面，是三排低矮的猪舍，几十间猪圈，养着大大小小百十头猪。除了过年杀几头分给各家，平时养壮了该出栏的猪都卖给公社食品站。

老孙头的到来，把我们队的年味催得更浓了。

一大早，猪场人欢猪叫。队长派两个年轻力壮的大劳力给老孙头到猪场抓猪，维高和一人各揪住猪的一只耳朵，在前面拖，后面一人揪住猪的尾巴，猪却是一身蛮力，四蹄使劲往后蹬着不肯上前，把猪场前的路踩成赛马场一样。伴随这些挣扎的，是猪的一路嚎叫——“杀猪般的嚎叫”大概源出于此。

费了老劲，把猪赶到刑架旁。老孙头早已候在一边，手持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

维高一声“起”，三人一起发力，将肥猪抬起侧卧在架子上，一人按住头颈，一人按住后胯，老孙头一个箭步上前，一只手捂住猪嘴，寒光一闪，另一只手里的尖刀已经插入猪的颈部，待抽出时，一腔鲜血喷涌而出，早已有猪场饲养员将木盆放在架子旁，接住猪血。片刻工夫，有了大半盆，猪也慢慢不再哼哼了。炒猪血是每家大年三十晚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吃了来年方有血财——养猪养羊才会发旺。养猪场的两口大铁锅早已开水翻滚，两个帮忙的青年把开水挑到刚才杀猪的场地，倒进烫猪的大木桶，掺一些凉水，老孙头用手探探，然后指挥把死猪徐徐放入木桶。

一袋烟的工夫，翁婿俩已经将猪毛褪尽，褪了毛的猪变得白白胖胖。还有些孩子迟迟不肯离去，除了猪，孩子们也惧怕老孙头。大家都在等着——那是我们很难得的玩具——猪尿泡。

前面两头的猪尿泡都没有我的份，我太小，只有五六岁，可怜巴巴地等在一群孩子后面。两眼盯着老孙头把第三只猪尿泡洗净，用那张大嘴，鼓起腮帮，给猪尿泡吹足了气，用粗线扎紧，走到我面前。他把扣着猪尿泡的线递给我，我牵着气球一样的猪尿泡兴高采烈地跑远了，对猪尿泡的渴望还是超过了对老孙头的惧怕。（王晴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