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富东，并入富安镇之前是个小乡，1981年春，我到办学条件落后的富东乡任教。这个三万人口的乡，正面临并用最朴素的智慧破解着中国乡村教育的特殊命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下，如何让农家子弟触摸到命运的转机？

那个年代，“小中专”能直接解决城镇户口、干部编制与稳定工作，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黄金通道”，小中专录取批次在大多数普通高中之前。富东乡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大力度推进布局调整：撤并高中；五所初中经多年整合，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存一所。这期间，狠抓教学质量，富东小中专录取率逐年跃升，鼎盛时富东小中专的录取数近全市三分之一，成为远近闻名的“小中专之乡”。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那些奋斗岁月，令我难忘。

小中专涵盖师范、卫校、财会等多个专业。这批学子如播撒四方的种子，迅速成长为行业骨干：他们曾是全市教育、卫生系统的重要力量；有的成为校长、院长或党政部门负责人，富东为东台经济社会事业输送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那时候学校宿舍紧张，教室后搭床，或向农家借住；缺桌少凳学生自带是通常现象，晚自习常断电，汽油灯成了课堂唯一光源。学生人手一盏油灯，微光穿透贫寒，照亮书页，点燃了寒门学子的炽热希望。

彼时老师们家中有责任田，有的还养蚕。农忙时，他们奔波于田埂与讲台之间，从未耽误一节课。数学组王世义老师某天清晨田间劳作时突然想出一道难题的解法，匆匆将思路写在掌心，然后带着泥土走进教室，掌心的解题步骤在晨曦未晞时，已写满了黑板。物理组的诸葛志鹏老师，连课本封面的电路图都在反复研究，他手中的笔，同时也在绘制着改变学生命运的电路图。

面对民办教师为主体的实际，1988年秋，我们实施“硬考核、软调节”改革：确保课堂有人、教学有序、质量过硬；执行上不拘泥于固定课表，给予教师灵活性；备课、作业批改、教学质量等核心环节，则铁律如山，严格考核。这看似“不规范”的“土办法”，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智慧，既精准平衡目标导向与人文关怀，又最大程度激发了这支“半农半教”队伍的潜能，为后续规范管理夯实了基础。

那段岁月，我们在教学上追求春水破冰式的极致。1992年，我兼任了乡文卫助理，每学期期中、期末等考试后，仍坚持批阅一个年级的全部作文，对教学实情做到心中有数。管理上大胆创新：班主任竞聘要过“民主评议”关，通过个人报名、民主评议、学校考核确定；班科任教师组合实行“双向选择”。此举打破“大锅饭”，引入竞争与合作机制。这种刚柔并济的管理智慧，让富东中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育才杯”竞赛中实现“四连冠”，且获评省德育教育先进单位。这一实践后来总结成《农村学校管理中的硬考核软调节》，被《中小学管理》杂志推广。

一切为了农家子弟，全面提升教学质量，是全校上下，也是全乡父老的共识。我们的学生也很勤奋，他们深知，课本里的知识，就是撬动自己命运的支点。学校和教师助力他们从“农门”跨入“龙门”，是最大的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先有“走出去”的可能，才能谋更好的发展。我们的育人观很朴素：让适合深造的孩子飞得更高，让完成义务教育后回乡的孩子，也能成为有文化、有能力振兴家乡的人力资源。

“小中专”在一代人心中分量千钧，我们倍感肩头责任。家长会上，我曾动了感情：“难道农家子弟生来就该扛锄头？都说龙生龙、凤生凤，我不信这邪！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农家子弟一定能跃入龙门！”我恳请家长，千万别耽误孩子：耽误庄稼是一季，误了子女是一代。眼下虽难，孩子培养好了，万丈高楼平地砌；若耽误了，纵有家业，可能难以为继。话音落下，会场寂静，随即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那掌声，沉淀着千年农耕文明对知识的敬畏，有心酸，有期盼，更有将孩子未来郑重托付的信任。

我们群策群力，在贫瘠中开垦沃土。食堂师傅起早贪黑，料理好学生的一日三餐。老书记崔世平日夜巡查，用足迹反复丈量每间教室、宿舍，还有谢占和、周伟、吴礼洋等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深思熟虑……由众多微光汇聚而成的“小中专之乡”声名鹊起。

原富东乡党委、政府千方百计营造“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浓厚氛围，做教育的后盾。全乡上下和衷共济，托举出富东教育的辉煌。中考年年捷报，形成强大磁场，周边学子纷至沓来。

回望那段“小中专”的岁月，我深深体会到，乡村教育的真谛是让每个农家子弟都相信星光，每盏油灯都能照亮前程，其核心即“办好教育为人民”。富东中学教师当年在艰苦环境中无私奉献、务实创新、精耕细作、合力托举，为农家子弟奋力开启命运之门的炽烈情怀，今天依然闪耀着时代价值。它昭示：回应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发展乡村教育的原动力；教育的公平，需要热爱教育的人们不断去思考、去追求、去践行。（季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