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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东台丁氏一家“父子三翰林”

来源:未知     点击数:7139     日期:2013-11-29 14:59:58
‍                                                           (丁立钧的山水扇面画)                                               (丁立钧左笔致吉城曾甫的手札)人物简介:    

                     
                                     (丁立钧的山水扇面画)
                      
                         (丁立钧左笔致吉城曾甫的手札)

人物简介:
    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祖籍镇江,咸丰三年迁居东台城。道光二十年举人、三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浙江学政、光禄寺正卿等职。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丁绍周长子,九岁时随父迁居东台。同治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等职。反对订立《马关条约》,积极推动体制改良,参与戊戌维新变法。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丁绍周三子,清咸丰四年出生于东台城。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二十八年病逝于东台。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 

    翰林作为官名乃始于唐代。按照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子先要参加县试,优者可中秀才;秀才还得参加乡试(省试),优者方中举人;举人必须赴京参加会试,优者才中进士。进士分为“三甲”,再经殿试朝考,最后由当朝皇帝从中挑选优秀者钦点为翰林(即“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要留京入庶常馆学习三年,优者在散馆后授予编修(原二甲进士)或检讨(原三甲进士),次者则改任各部主事或各地知县。由此可见,在过去的科举年代,一个读书人要成为翰林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晚清之时,东台却出了丁绍周和丁立瀛、丁立钧一家“父子三翰林”。

    一、从镇江迁居东台的翰林丁绍周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丁氏祖籍镇江,乃世代官宦人家,其子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是镇江丁氏26世。丁绍周自幼读书举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复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二甲36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禄寺正卿等职。同治十二年(1873),丁绍周病逝于任上。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了太平天国,清军则分别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图夺回南京。于是,南京的前沿阵地镇江就成了清军和太平军的必争之地而战火弥漫,镇江居民纷纷逃难迁往他乡。为避战乱,丁绍周即率同弟弟丁绍韩、丁绍昌等举家从镇江迁徙至苏北东台县,从此以后就一直定居在东台城。丁绍周迁东台后,将家安在台城三昧寺的河南(现今的汤泊社区徐家塘一带),其书斋名曰“浮玉山房”。丁绍周工书善画,尤精山水,著有《蜀游草》问世。丁绍周生有三子,长子丁立瀛、次子丁立淦、三子丁立钧,丁立瀛和丁立钧后来也成了翰林,丁立淦则为著名画家。丁绍周病逝后,他的后人于宣统元年(1909)将东台城南的“南园”改建为“丁氏祠堂”。

    丁绍周在东台的一大善举就是建造“丁公桥”。晚清之时,东台城三昧寺一带至油坊头水陆交通发达,成了繁华的商业闹市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三昧寺所在的寺街与城南的徐家塘却隔河相望,城南的居民要上寺街购物办事,必须转行“广济桥”绕一个大弯子才能到达。丁绍周见状后,即出资在徐家塘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老百姓纷纷拍手叫好,便将此桥称之为“丁公桥”。历经百余年沧桑,东台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但改建后的“丁公桥”仍在,它坐落在台城新桥小区与顾家巷之间。

    二、参与戊戌维新变法的翰林丁立瀛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九岁时即随其父丁绍周迁居东台城。到了同治十年(1871),丁立瀛考中进士(二甲56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又先后担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其间,光绪十四年(1888)时还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之职。丁立瀛在北京当官从政时的闪光点有三:一是坚决反对订立《马关条约》,二是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良,三是支持“百日维新”参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清廷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以开创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一时之间,“状元翰林办厂”之举震动天下。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丁立瀛奏请“杜绝捐纳买官之风,凡买得实职者一概停止”,上谕“命户部议奏”。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立瀛回京升任顺天府府丞之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因丁立瀛也参与了维新的“戊戌变法”,便以“足疾”为由开缺其回籍。于是,丁立瀛离开京师官场回到东台,居住于台城的“东园”寓所,从而与东台的吉城等学者们共同研究学问,寄情于诗书画中。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丁立瀛的弟弟丁立钧突然病逝。由于当时丁立钧正肩负“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即“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之职,为不耽误学子们的学业,丁立瀛在其近花甲之年,毅然继其弟之业而接任了学堂总教习一职。“南菁学堂”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丁立瀛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一代翰林宗师丁立瀛溘然病逝于东台寓所。

    三、荣膺京师强学会总董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从小受父兄熏陶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同治九年(1870)16岁参加乡试即考中举人。后因连遭父母之丧,到光绪六年(1880)26岁时方赴京会试,又考中进士(二甲14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先后担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此后,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又充湖南乡试副考官,二十一年(1895)在京被推为"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1897)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1898)因病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1899)出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学堂又继任总教习,二十八年(1902)病逝于东台寓所。纵观丁立钧的一生,其为学、为官、为人、为师皆为上乘,他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员和真名士。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1895年11月中旬),由康有为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杨锐、袁世凯、徐世昌、张权及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等各派系人员。为支持学会活动,丁立钧带头捐银二百两,他与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被正式推为强学会的“四总董”(原拟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

    京师强学会系当时清廷中以“改良派”和“帝党”为主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定期集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学会成立后先从报事入手,自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起开办了双日刊的《中外纪闻》,从而为变法造舆论。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上奏慈禧太后,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批《中外纪闻》贩卖西学,故“请饬严禁”。于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硬行将“强学会”改名为“直隶官书局”,只准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在"后党"的操弄下,强学会变相地解体了。
强学会失败后,丁立钧虽身在京师、心系变法,却深感报国无门。与此同时,“后党”分子却担心强学会东山再起,对丁立钧留在京师也不太放心。上述状况僵持了一年左右,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丁立钧以“朝考一等、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

    丁立钧到沂州后不久,恰逢德国舰队强占我胶州湾,他再次担当起“抵抗派”的角色,在知府任上全力筹划钱粮,加强城防,积极备战。然而,丁立钧“主战”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清政府又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等。到了此时,丁立钧既心灰意冷,又积劳成疾,在沂州当了一年多知府便告病辞官而开缺回乡了。

    光绪二十四年底,丁立钧从沂州回到东台,居住在台城“南园”寓所。从此,“南园”里就时常聚集着一帮“镇江籍”的学者名士,如孙大生(字仰吾)、吉城(字凤池)、陈祺寿(字星南)、李步青(字吟白)、蔡庆昌(字禹言)、杨世沅(字芷湘)、郭振鹏(字云衢)、万沛琪(字乐渔)、周性禾(字静庵)、赵酉彝(字铭辛)、王德坤(字少棠)等,丁立钧和这些学者们在一起商讨学术,校刊书籍,交谈逸事,写字作画,唱和诗词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时光。此时,丁立钧因患风疾,右手不能动弹,便改以左手作书画。偏是“物以稀为贵”,“立钧左笔”的字画竟然成了那时的抢手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时至今仍为珍藏。

    清代,“江阴南菁书院”是整个东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立钧亦随之而改任学堂总教习。丁立钧担任总教习后,即以其当初“推新政”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他彻底废除旧式教育,全力推行新式教学,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开设“会讲”,由学堂监督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开讲伦理、掌故以及科学和外文等科目,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

    就在“南菁学堂”蒸蒸日上之际,丁立钧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至一病不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902年8月28日),一代名士丁立钧不幸病逝于东台寓所,年仅48岁。丁立钧所撰著作有《历代大礼辨误》一卷(亦称“大礼仪”)、《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内含“朝鲜编”)、《历朝纪事本末》九种、《南菁讲舍文钞》三集16卷以及《昭代尺牍小传续集》、《清画录》等。“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此即翁同龢撰送丁立钧的挽联,也是丁立钧一生的真实写照。(吉家林)

    参考资料:
    《京江丁氏族谱》
    《东台市志·名人传》
    《清宫历史档案资料》
    吉城《鲁学斋日记》
    吉城《鲁学斋诗钞》

                     
                                     (丁立钧的山水扇面画)
                      
                         (丁立钧左笔致吉城曾甫的手札)

人物简介:
    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祖籍镇江,咸丰三年迁居东台城。道光二十年举人、三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浙江学政、光禄寺正卿等职。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丁绍周长子,九岁时随父迁居东台。同治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等职。反对订立《马关条约》,积极推动体制改良,参与戊戌维新变法。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丁绍周三子,清咸丰四年出生于东台城。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二十八年病逝于东台。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 

    翰林作为官名乃始于唐代。按照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子先要参加县试,优者可中秀才;秀才还得参加乡试(省试),优者方中举人;举人必须赴京参加会试,优者才中进士。进士分为“三甲”,再经殿试朝考,最后由当朝皇帝从中挑选优秀者钦点为翰林(即“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要留京入庶常馆学习三年,优者在散馆后授予编修(原二甲进士)或检讨(原三甲进士),次者则改任各部主事或各地知县。由此可见,在过去的科举年代,一个读书人要成为翰林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晚清之时,东台却出了丁绍周和丁立瀛、丁立钧一家“父子三翰林”。

    一、从镇江迁居东台的翰林丁绍周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丁氏祖籍镇江,乃世代官宦人家,其子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是镇江丁氏26世。丁绍周自幼读书举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复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二甲36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禄寺正卿等职。同治十二年(1873),丁绍周病逝于任上。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了太平天国,清军则分别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图夺回南京。于是,南京的前沿阵地镇江就成了清军和太平军的必争之地而战火弥漫,镇江居民纷纷逃难迁往他乡。为避战乱,丁绍周即率同弟弟丁绍韩、丁绍昌等举家从镇江迁徙至苏北东台县,从此以后就一直定居在东台城。丁绍周迁东台后,将家安在台城三昧寺的河南(现今的汤泊社区徐家塘一带),其书斋名曰“浮玉山房”。丁绍周工书善画,尤精山水,著有《蜀游草》问世。丁绍周生有三子,长子丁立瀛、次子丁立淦、三子丁立钧,丁立瀛和丁立钧后来也成了翰林,丁立淦则为著名画家。丁绍周病逝后,他的后人于宣统元年(1909)将东台城南的“南园”改建为“丁氏祠堂”。

    丁绍周在东台的一大善举就是建造“丁公桥”。晚清之时,东台城三昧寺一带至油坊头水陆交通发达,成了繁华的商业闹市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三昧寺所在的寺街与城南的徐家塘却隔河相望,城南的居民要上寺街购物办事,必须转行“广济桥”绕一个大弯子才能到达。丁绍周见状后,即出资在徐家塘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老百姓纷纷拍手叫好,便将此桥称之为“丁公桥”。历经百余年沧桑,东台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但改建后的“丁公桥”仍在,它坐落在台城新桥小区与顾家巷之间。

    二、参与戊戌维新变法的翰林丁立瀛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九岁时即随其父丁绍周迁居东台城。到了同治十年(1871),丁立瀛考中进士(二甲56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又先后担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其间,光绪十四年(1888)时还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之职。丁立瀛在北京当官从政时的闪光点有三:一是坚决反对订立《马关条约》,二是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良,三是支持“百日维新”参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清廷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以开创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一时之间,“状元翰林办厂”之举震动天下。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丁立瀛奏请“杜绝捐纳买官之风,凡买得实职者一概停止”,上谕“命户部议奏”。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立瀛回京升任顺天府府丞之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因丁立瀛也参与了维新的“戊戌变法”,便以“足疾”为由开缺其回籍。于是,丁立瀛离开京师官场回到东台,居住于台城的“东园”寓所,从而与东台的吉城等学者们共同研究学问,寄情于诗书画中。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丁立瀛的弟弟丁立钧突然病逝。由于当时丁立钧正肩负“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即“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之职,为不耽误学子们的学业,丁立瀛在其近花甲之年,毅然继其弟之业而接任了学堂总教习一职。“南菁学堂”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丁立瀛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一代翰林宗师丁立瀛溘然病逝于东台寓所。

    三、荣膺京师强学会总董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从小受父兄熏陶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同治九年(1870)16岁参加乡试即考中举人。后因连遭父母之丧,到光绪六年(1880)26岁时方赴京会试,又考中进士(二甲14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先后担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此后,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又充湖南乡试副考官,二十一年(1895)在京被推为"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1897)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1898)因病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1899)出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学堂又继任总教习,二十八年(1902)病逝于东台寓所。纵观丁立钧的一生,其为学、为官、为人、为师皆为上乘,他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员和真名士。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1895年11月中旬),由康有为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杨锐、袁世凯、徐世昌、张权及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等各派系人员。为支持学会活动,丁立钧带头捐银二百两,他与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被正式推为强学会的“四总董”(原拟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

    京师强学会系当时清廷中以“改良派”和“帝党”为主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定期集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学会成立后先从报事入手,自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起开办了双日刊的《中外纪闻》,从而为变法造舆论。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上奏慈禧太后,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批《中外纪闻》贩卖西学,故“请饬严禁”。于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硬行将“强学会”改名为“直隶官书局”,只准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在"后党"的操弄下,强学会变相地解体了。
强学会失败后,丁立钧虽身在京师、心系变法,却深感报国无门。与此同时,“后党”分子却担心强学会东山再起,对丁立钧留在京师也不太放心。上述状况僵持了一年左右,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丁立钧以“朝考一等、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

    丁立钧到沂州后不久,恰逢德国舰队强占我胶州湾,他再次担当起“抵抗派”的角色,在知府任上全力筹划钱粮,加强城防,积极备战。然而,丁立钧“主战”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清政府又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等。到了此时,丁立钧既心灰意冷,又积劳成疾,在沂州当了一年多知府便告病辞官而开缺回乡了。

    光绪二十四年底,丁立钧从沂州回到东台,居住在台城“南园”寓所。从此,“南园”里就时常聚集着一帮“镇江籍”的学者名士,如孙大生(字仰吾)、吉城(字凤池)、陈祺寿(字星南)、李步青(字吟白)、蔡庆昌(字禹言)、杨世沅(字芷湘)、郭振鹏(字云衢)、万沛琪(字乐渔)、周性禾(字静庵)、赵酉彝(字铭辛)、王德坤(字少棠)等,丁立钧和这些学者们在一起商讨学术,校刊书籍,交谈逸事,写字作画,唱和诗词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时光。此时,丁立钧因患风疾,右手不能动弹,便改以左手作书画。偏是“物以稀为贵”,“立钧左笔”的字画竟然成了那时的抢手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时至今仍为珍藏。

    清代,“江阴南菁书院”是整个东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立钧亦随之而改任学堂总教习。丁立钧担任总教习后,即以其当初“推新政”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他彻底废除旧式教育,全力推行新式教学,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开设“会讲”,由学堂监督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开讲伦理、掌故以及科学和外文等科目,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

    就在“南菁学堂”蒸蒸日上之际,丁立钧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至一病不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902年8月28日),一代名士丁立钧不幸病逝于东台寓所,年仅48岁。丁立钧所撰著作有《历代大礼辨误》一卷(亦称“大礼仪”)、《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内含“朝鲜编”)、《历朝纪事本末》九种、《南菁讲舍文钞》三集16卷以及《昭代尺牍小传续集》、《清画录》等。“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此即翁同龢撰送丁立钧的挽联,也是丁立钧一生的真实写照。(吉家林)

    参考资料:
    《京江丁氏族谱》
    《东台市志·名人传》
    《清宫历史档案资料》
    吉城《鲁学斋日记》
    吉城《鲁学斋诗钞》

                     
                                     (丁立钧的山水扇面画)
                      
                         (丁立钧左笔致吉城曾甫的手札)

人物简介:
    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祖籍镇江,咸丰三年迁居东台城。道光二十年举人、三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浙江学政、光禄寺正卿等职。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丁绍周长子,九岁时随父迁居东台。同治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等职。反对订立《马关条约》,积极推动体制改良,参与戊戌维新变法。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丁绍周三子,清咸丰四年出生于东台城。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二十八年病逝于东台。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 

    翰林作为官名乃始于唐代。按照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子先要参加县试,优者可中秀才;秀才还得参加乡试(省试),优者方中举人;举人必须赴京参加会试,优者才中进士。进士分为“三甲”,再经殿试朝考,最后由当朝皇帝从中挑选优秀者钦点为翰林(即“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要留京入庶常馆学习三年,优者在散馆后授予编修(原二甲进士)或检讨(原三甲进士),次者则改任各部主事或各地知县。由此可见,在过去的科举年代,一个读书人要成为翰林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晚清之时,东台却出了丁绍周和丁立瀛、丁立钧一家“父子三翰林”。

    一、从镇江迁居东台的翰林丁绍周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丁氏祖籍镇江,乃世代官宦人家,其子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是镇江丁氏26世。丁绍周自幼读书举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复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二甲36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禄寺正卿等职。同治十二年(1873),丁绍周病逝于任上。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了太平天国,清军则分别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图夺回南京。于是,南京的前沿阵地镇江就成了清军和太平军的必争之地而战火弥漫,镇江居民纷纷逃难迁往他乡。为避战乱,丁绍周即率同弟弟丁绍韩、丁绍昌等举家从镇江迁徙至苏北东台县,从此以后就一直定居在东台城。丁绍周迁东台后,将家安在台城三昧寺的河南(现今的汤泊社区徐家塘一带),其书斋名曰“浮玉山房”。丁绍周工书善画,尤精山水,著有《蜀游草》问世。丁绍周生有三子,长子丁立瀛、次子丁立淦、三子丁立钧,丁立瀛和丁立钧后来也成了翰林,丁立淦则为著名画家。丁绍周病逝后,他的后人于宣统元年(1909)将东台城南的“南园”改建为“丁氏祠堂”。

    丁绍周在东台的一大善举就是建造“丁公桥”。晚清之时,东台城三昧寺一带至油坊头水陆交通发达,成了繁华的商业闹市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三昧寺所在的寺街与城南的徐家塘却隔河相望,城南的居民要上寺街购物办事,必须转行“广济桥”绕一个大弯子才能到达。丁绍周见状后,即出资在徐家塘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老百姓纷纷拍手叫好,便将此桥称之为“丁公桥”。历经百余年沧桑,东台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但改建后的“丁公桥”仍在,它坐落在台城新桥小区与顾家巷之间。

    二、参与戊戌维新变法的翰林丁立瀛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九岁时即随其父丁绍周迁居东台城。到了同治十年(1871),丁立瀛考中进士(二甲56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又先后担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其间,光绪十四年(1888)时还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之职。丁立瀛在北京当官从政时的闪光点有三:一是坚决反对订立《马关条约》,二是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良,三是支持“百日维新”参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清廷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以开创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一时之间,“状元翰林办厂”之举震动天下。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丁立瀛奏请“杜绝捐纳买官之风,凡买得实职者一概停止”,上谕“命户部议奏”。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立瀛回京升任顺天府府丞之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因丁立瀛也参与了维新的“戊戌变法”,便以“足疾”为由开缺其回籍。于是,丁立瀛离开京师官场回到东台,居住于台城的“东园”寓所,从而与东台的吉城等学者们共同研究学问,寄情于诗书画中。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丁立瀛的弟弟丁立钧突然病逝。由于当时丁立钧正肩负“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即“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之职,为不耽误学子们的学业,丁立瀛在其近花甲之年,毅然继其弟之业而接任了学堂总教习一职。“南菁学堂”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丁立瀛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一代翰林宗师丁立瀛溘然病逝于东台寓所。

    三、荣膺京师强学会总董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从小受父兄熏陶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同治九年(1870)16岁参加乡试即考中举人。后因连遭父母之丧,到光绪六年(1880)26岁时方赴京会试,又考中进士(二甲14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先后担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此后,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又充湖南乡试副考官,二十一年(1895)在京被推为"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1897)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1898)因病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1899)出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学堂又继任总教习,二十八年(1902)病逝于东台寓所。纵观丁立钧的一生,其为学、为官、为人、为师皆为上乘,他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员和真名士。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1895年11月中旬),由康有为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杨锐、袁世凯、徐世昌、张权及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等各派系人员。为支持学会活动,丁立钧带头捐银二百两,他与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被正式推为强学会的“四总董”(原拟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

    京师强学会系当时清廷中以“改良派”和“帝党”为主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定期集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学会成立后先从报事入手,自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起开办了双日刊的《中外纪闻》,从而为变法造舆论。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上奏慈禧太后,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批《中外纪闻》贩卖西学,故“请饬严禁”。于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硬行将“强学会”改名为“直隶官书局”,只准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在"后党"的操弄下,强学会变相地解体了。
强学会失败后,丁立钧虽身在京师、心系变法,却深感报国无门。与此同时,“后党”分子却担心强学会东山再起,对丁立钧留在京师也不太放心。上述状况僵持了一年左右,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丁立钧以“朝考一等、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

    丁立钧到沂州后不久,恰逢德国舰队强占我胶州湾,他再次担当起“抵抗派”的角色,在知府任上全力筹划钱粮,加强城防,积极备战。然而,丁立钧“主战”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清政府又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等。到了此时,丁立钧既心灰意冷,又积劳成疾,在沂州当了一年多知府便告病辞官而开缺回乡了。

    光绪二十四年底,丁立钧从沂州回到东台,居住在台城“南园”寓所。从此,“南园”里就时常聚集着一帮“镇江籍”的学者名士,如孙大生(字仰吾)、吉城(字凤池)、陈祺寿(字星南)、李步青(字吟白)、蔡庆昌(字禹言)、杨世沅(字芷湘)、郭振鹏(字云衢)、万沛琪(字乐渔)、周性禾(字静庵)、赵酉彝(字铭辛)、王德坤(字少棠)等,丁立钧和这些学者们在一起商讨学术,校刊书籍,交谈逸事,写字作画,唱和诗词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时光。此时,丁立钧因患风疾,右手不能动弹,便改以左手作书画。偏是“物以稀为贵”,“立钧左笔”的字画竟然成了那时的抢手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时至今仍为珍藏。

    清代,“江阴南菁书院”是整个东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立钧亦随之而改任学堂总教习。丁立钧担任总教习后,即以其当初“推新政”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他彻底废除旧式教育,全力推行新式教学,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开设“会讲”,由学堂监督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开讲伦理、掌故以及科学和外文等科目,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

    就在“南菁学堂”蒸蒸日上之际,丁立钧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至一病不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902年8月28日),一代名士丁立钧不幸病逝于东台寓所,年仅48岁。丁立钧所撰著作有《历代大礼辨误》一卷(亦称“大礼仪”)、《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内含“朝鲜编”)、《历朝纪事本末》九种、《南菁讲舍文钞》三集16卷以及《昭代尺牍小传续集》、《清画录》等。“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此即翁同龢撰送丁立钧的挽联,也是丁立钧一生的真实写照。(吉家林)

    参考资料:
    《京江丁氏族谱》
    《东台市志·名人传》
    《清宫历史档案资料》
    吉城《鲁学斋日记》
    吉城《鲁学斋诗钞》

(丁立钧的山水扇面画)
 

(丁立钧左笔致吉城曾甫的手札)


人物简介:
    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祖籍镇江,咸丰三年迁居东台城。道光二十年举人、三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浙江学政、光禄寺正卿等职。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丁绍周长子,九岁时随父迁居东台。同治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等职。反对订立《马关条约》,积极推动体制改良,参与戊戌维新变法。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丁绍周三子,清咸丰四年出生于东台城。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二十八年病逝于东台。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 

    翰林作为官名乃始于唐代。按照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子先要参加县试,优者可中秀才;秀才还得参加乡试(省试),优者方中举人;举人必须赴京参加会试,优者才中进士。进士分为“三甲”,再经殿试朝考,最后由当朝皇帝从中挑选优秀者钦点为翰林(即“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要留京入庶常馆学习三年,优者在散馆后授予编修(原二甲进士)或检讨(原三甲进士),次者则改任各部主事或各地知县。由此可见,在过去的科举年代,一个读书人要成为翰林是相当不易的,然而在晚清之时,东台却出了丁绍周和丁立瀛、丁立钧一家“父子三翰林”。

    一、从镇江迁居东台的翰林丁绍周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丁氏祖籍镇江,乃世代官宦人家,其子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召南,是镇江丁氏26世。丁绍周自幼读书举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考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复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二甲36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历任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广西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福建乡试正考官、太仆寺少卿、四川乡试正考官、浙江学政、杭州城陛、光禄寺正卿等职。同治十二年(1873),丁绍周病逝于任上。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了太平天国,清军则分别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图夺回南京。于是,南京的前沿阵地镇江就成了清军和太平军的必争之地而战火弥漫,镇江居民纷纷逃难迁往他乡。为避战乱,丁绍周即率同弟弟丁绍韩、丁绍昌等举家从镇江迁徙至苏北东台县,从此以后就一直定居在东台城。丁绍周迁东台后,将家安在台城三昧寺的河南(现今的汤泊社区徐家塘一带),其书斋名曰“浮玉山房”。丁绍周工书善画,尤精山水,著有《蜀游草》问世。丁绍周生有三子,长子丁立瀛、次子丁立淦、三子丁立钧,丁立瀛和丁立钧后来也成了翰林,丁立淦则为著名画家。丁绍周病逝后,他的后人于宣统元年(1909)将东台城南的“南园”改建为“丁氏祠堂”。

    丁绍周在东台的一大善举就是建造“丁公桥”。晚清之时,东台城三昧寺一带至油坊头水陆交通发达,成了繁华的商业闹市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三昧寺所在的寺街与城南的徐家塘却隔河相望,城南的居民要上寺街购物办事,必须转行“广济桥”绕一个大弯子才能到达。丁绍周见状后,即出资在徐家塘到寺街的河面上建造了一座木桥,老百姓纷纷拍手叫好,便将此桥称之为“丁公桥”。历经百余年沧桑,东台城早已旧貌换新颜,但改建后的“丁公桥”仍在,它坐落在台城新桥小区与顾家巷之间。

    二、参与戊戌维新变法的翰林丁立瀛

    丁立瀛(1844-1907),字伯山,号丽生,九岁时即随其父丁绍周迁居东台城。到了同治十年(1871),丁立瀛考中进士(二甲56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又先后担任礼部掌印给事中、顺天府府丞兼学政;其间,光绪十四年(1888)时还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之职。丁立瀛在北京当官从政时的闪光点有三:一是坚决反对订立《马关条约》,二是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良,三是支持“百日维新”参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清廷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以开创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一时之间,“状元翰林办厂”之举震动天下。同年十二月初八日(1897年1月10日),丁立瀛奏请“杜绝捐纳买官之风,凡买得实职者一概停止”,上谕“命户部议奏”。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立瀛回京升任顺天府府丞之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因丁立瀛也参与了维新的“戊戌变法”,便以“足疾”为由开缺其回籍。于是,丁立瀛离开京师官场回到东台,居住于台城的“东园”寓所,从而与东台的吉城等学者们共同研究学问,寄情于诗书画中。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丁立瀛的弟弟丁立钧突然病逝。由于当时丁立钧正肩负“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即“江阴南菁高等学堂”)总教习之职,为不耽误学子们的学业,丁立瀛在其近花甲之年,毅然继其弟之业而接任了学堂总教习一职。“南菁学堂”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丁立瀛的一番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一代翰林宗师丁立瀛溘然病逝于东台寓所。

    三、荣膺京师强学会总董的翰林丁立钧

    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号恒斋、云樵,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于东台城。丁立钧家学渊源,从小受父兄熏陶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同治九年(1870)16岁参加乡试即考中举人。后因连遭父母之丧,到光绪六年(1880)26岁时方赴京会试,又考中进士(二甲14名)。于是点翰林、入庶常、授编修,先后担任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绘图处提调等职。此后,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七年(1891)又充湖南乡试副考官,二十一年(1895)在京被推为"强学会"总董,二十三年(1897)出任山东沂州府知府,二十四年(1898)因病辞官回东台,二十五年(1899)出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学堂又继任总教习,二十八年(1902)病逝于东台寓所。纵观丁立钧的一生,其为学、为官、为人、为师皆为上乘,他忧国忧民,拒外侮、推新政、强学术、重教育,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员和真名士。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1895年11月中旬),由康有为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杨锐、袁世凯、徐世昌、张权及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等各派系人员。为支持学会活动,丁立钧带头捐银二百两,他与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被正式推为强学会的“四总董”(原拟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

    京师强学会系当时清廷中以“改良派”和“帝党”为主的政治团体,其宗旨是“定期集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学会成立后先从报事入手,自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起开办了双日刊的《中外纪闻》,从而为变法造舆论。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以“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名上奏慈禧太后,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批《中外纪闻》贩卖西学,故“请饬严禁”。于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硬行将“强学会”改名为“直隶官书局”,只准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在"后党"的操弄下,强学会变相地解体了。
强学会失败后,丁立钧虽身在京师、心系变法,却深感报国无门。与此同时,“后党”分子却担心强学会东山再起,对丁立钧留在京师也不太放心。上述状况僵持了一年左右,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丁立钧以“朝考一等、京察一等”授山东沂州府知府。

    丁立钧到沂州后不久,恰逢德国舰队强占我胶州湾,他再次担当起“抵抗派”的角色,在知府任上全力筹划钱粮,加强城防,积极备战。然而,丁立钧“主战”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清政府又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等。到了此时,丁立钧既心灰意冷,又积劳成疾,在沂州当了一年多知府便告病辞官而开缺回乡了。

    光绪二十四年底,丁立钧从沂州回到东台,居住在台城“南园”寓所。从此,“南园”里就时常聚集着一帮“镇江籍”的学者名士,如孙大生(字仰吾)、吉城(字凤池)、陈祺寿(字星南)、李步青(字吟白)、蔡庆昌(字禹言)、杨世沅(字芷湘)、郭振鹏(字云衢)、万沛琪(字乐渔)、周性禾(字静庵)、赵酉彝(字铭辛)、王德坤(字少棠)等,丁立钧和这些学者们在一起商讨学术,校刊书籍,交谈逸事,写字作画,唱和诗词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为悠闲的时光。此时,丁立钧因患风疾,右手不能动弹,便改以左手作书画。偏是“物以稀为贵”,“立钧左笔”的字画竟然成了那时的抢手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时至今仍为珍藏。

    清代,“江阴南菁书院”是整个东南首屈一指的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立钧亦随之而改任学堂总教习。丁立钧担任总教习后,即以其当初“推新政”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他彻底废除旧式教育,全力推行新式教学,在每月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开设“会讲”,由学堂监督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开讲伦理、掌故以及科学和外文等科目,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

    就在“南菁学堂”蒸蒸日上之际,丁立钧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至一病不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902年8月28日),一代名士丁立钧不幸病逝于东台寓所,年仅48岁。丁立钧所撰著作有《历代大礼辨误》一卷(亦称“大礼仪”)、《历代边事辑要》十卷(内含“朝鲜编”)、《历朝纪事本末》九种、《南菁讲舍文钞》三集16卷以及《昭代尺牍小传续集》、《清画录》等。“有大礼仪,有朝鲜编,忧国孤忠常耿耿;是好长官,是真名士,过江一别太匆匆。”此即翁同龢撰送丁立钧的挽联,也是丁立钧一生的真实写照。(吉家林)

    参考资料:
         《京江丁氏族谱》
    《东台市志·名人传》
    《清宫历史档案资料》
    吉城《鲁学斋日记》
    吉城《鲁学斋诗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