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戈湘岚

——写在中国画马名家戈湘岚110年诞辰之际

    戈湘岚（1904—1964）原名绍苓，又名荃，别署赏神骏斋主、东亭居士，我市安丰人，定居沪上。戈公振之弟。1920年上海美专肄业。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及上海分会会员，兼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他是出色的国画家，在国画艺术上具有杰出的才华和非凡的表现能力，曾赢得郭沫若“今之曹霸，名贵一时”的品评。他笔下的马能工能写，工，不伤其骏；写，不伤其性。是在传统基础上真正的出新，由于对生活中马的观察细致入微，故而在姿式上能准确地表现奔、立、卧、滚的生动百态，在神情上也能生动地表现出郁、勃、哀、乐的诸多精神内涵。长嘶向清风，悠忽凌九区。有行家评二十世纪我国画马名家为“北徐南戈”，将先生与悲鸿大师并称。

◎戈小丽

    1971年，我曾和爸爸戈宝权回过老家江苏东台。三十七年后的2008年春，我带先生约翰再次回访东台。东台市政府在文化广场建造了“东台人文大观园”，美丽的圆型石亭中有十六位名人浮雕。让我倍感骄傲的是：东台十六位名人中，戈家就占了三名。他们是戈公振爷爷、戈湘岚爷爷和爸爸。浮雕做工精致，构思各异。衬托出每人的背景。湘岚爷爷的浮雕是他站在画桌前执笔作画，桌旁是装满画笔的大瓷缸，身后是一把椅子。画桌、瓷缸和椅子都古香古色，呈现他当年画室的雅致。在“大观园”广场，我和小姑妈戈宝榛(湘岚爷爷的小女儿)和小姑夫万网顺前往湘岚爷爷的浮雕，献上花篮并三鞠躬。我心中默念：亲爱的爷爷，您疼爱的小毛咪前来看您了。

    我的生命中有三个爷爷：戈绍甲是我的亲爷，戈公振和戈湘岚是我的叔爷。绍甲爷爷曾是东台县教育局局长，对东台教育事业有很大贡献。公振爷爷是中国著名报人和新闻业先驱，他结婚生子较晚，希望有个少年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因此过继了他哥哥绍甲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戈宝权。湘岚爷爷是中国著名国画家，在我幼时曾带过我两年。在我懂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我亲爷，因为他是我唯一在生活中真正见到、接触到的、活生生的、我叫“爷爷”的爷爷。社会上有人说公振爷爷是我亲爷，公振爷爷的儿子、定居美国的核物理学家戈宝树叔叔对我说，在中国过继了就是亲儿子。说公振爷爷是你亲爷也没错。而在我心里，三个爷爷都是亲爷爷。绍甲爷爷给予我生命，公振爷爷给予我精神财富，湘岚爷爷填补了我没有爷爷的空白，他们在我的生命中都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

    上海成都北路609弄(同寿里)27号——这个会唤起我满腔感情的地址，是湘岚爷爷曾经长期居住的家。多年后，许多其它地址人们都记不住了，可这个地址却印在不少戈氏家人心中，大家都能脱口而出。因为当时这个住所是戈家人的聚集中心，常年来往的亲戚都入住于此，比如公振爷爷的妹妹戈绍怡、我爸爸和公振爷爷的儿子宝树叔叔。这里房子比较宽敞，同时湘岚爷爷和素贞奶奶又大方好客，对亲戚都是有求必应，热情招待。我当时把他们的家叫做“戈家大本营”，我想其他戈家人也一定会有同感。1946年爸爸和妈妈(郑兴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相识，爸爸最初带妈妈去见的戈家长辈就是湘岚爷爷和素贞奶奶，还在他们家办了小小的订婚庆礼。宝树叔叔说当年他母亲去世后，公振爷爷忙于事业，经常不在家，把他送进一家法国寄宿学校。然而，寄宿学校也不管全年寄宿。假期到来学生们就得回家。因此宝树叔叔的假期都是在湘岚爷爷家度过的。宝树叔叔很早移民美国，在中美断交的30多年中无法联系到戈家人。“文革”刚一结束，他凭心中记忆的湘岚爷爷家地址投出一封信，居然立即和戈家人联系上。我的爸爸和宝树叔叔在年青时代都失去父母，他们虽称湘岚爷爷和素贞奶奶为三叔和三婶，但对他们的实际感情如同亲生父母。

    在众多曾经寄宿在湘岚爷爷家的亲戚中，我可能算是住得最长的。1949年我爸爸作为中国第一任驻苏临时代办，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后为文化参赞)时，妈妈同往莫斯科。

    于1952年生下我。由于妈妈当时还在就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们工作与学习非常繁忙，带我比较困难，于是决定把我送回上海，托付给他们最信任的湘岚爷爷和素贞奶奶。就这样，我在将近两岁时抵达上海。住进这个充满温情的家。我是湘岚爷爷和素贞奶奶最早见到的孙辈，他们爱我如掌上明珠。我对湘岚爷爷和这个时期的事，大多已朦胧模糊，知道的都是从亲戚告诉我或从书信中读到的。在素贞奶奶给爸爸妈妈寄往莫斯科的信中，说我很会撒娇，喜欢攀比，经常用“毛咪怎么没有呢”这样的句型向他们提问：“人家小囡头上有那样的花结，毛咪怎么没有呢?”每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湘岚爷爷立即就说：“赶快去给毛咪买”。他觉得父母不在，绝不能让孩子委屈。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多么疼爱我，甚至可以说是宠惯。小姑妈宝榛说当时家里的孩子对我都有分工，她负责喂饭。说我特别调皮，边吃边和她捉迷藏，楼上楼下地跑，把她搞得哭笑不得。湘岚爷爷的三儿，也就是我的宝栋叔叔，当时特有耐心和我玩，他说：“毛咪，你小时候我多喜欢你呀。”2004年，我带快上大学的女儿去杭州看宝栋叔叔，临别时他拼命忍住泪水。女儿说：

    “妈，宝栋姥爷哭了。”我说，等你再大些就会明白，即便不是自己亲生的，带养过的孩子也和亲生的一样。1955年我父母回国，把我接回北京。我上小学后，几乎每年的暑假都要去上海看爷爷奶奶——这就成了惯例。

    湘岚爷爷的那幢房子是上海传统的三层石库门小楼。独门独院有天井，青白色院墙、黑漆门和大铜门环非常具有江南特色，屋里全是木地板。通常习惯说是三层，在我眼里却是六层。这种南方特有的石库门房子布局奇特，房间绝无重样，是我小时候喜欢爬上爬下的迷宫。一楼是宽阔厅堂，屋内有安徽铁艺装饰，落地玻璃隔扇门不用打开就能将天井一览无余。爬到楼梯中间，右侧有一个我叫二层的低矮迷你小屋，只能放张床和一些书箱，在江南空间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小屋有时也做客房用。我很喜欢坐在里面唱歌，快乐地享受“迷你世界”的奇特。再往上走，左侧拐角处是我叫三层的亭子间。我叫四层的宽敞堂屋，是爷爷奶奶的卧室，旁边还有个小间，也是卧室。五层是厨房加露天晒台，六层就是湘岚爷爷的画室。

    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个“迷你世界”小屋实际是戈家的“藏经楼”，家人把宝贵东西都存放那里，如公振爷爷的藏书和与名人的往来书信、公振爷爷的妹妹绍怡姑奶奶收集的有关公振爷爷的剪报和他葬礼的报道、爸爸和妈妈送给湘岚爷爷和素贞奶奶的莫斯科大画册及他们签名的大幅照片等等，最珍贵的要属孙中山先生给我曾祖父戈铭烈墓碑题词的墨宝原件。

    湘岚爷爷曾是中国著名国画画家，专长画马，当时行家评中国二十世纪画马名家为“北徐南戈”，“徐”指“徐悲鸿”，“戈”指戈湘岚。因为他们都曾经受到公振爷爷的提携，所以，湘岚爷爷和徐悲鸿先生有着很深的交情。两人都是画马大师，徐悲鸿画的是水墨马，湘岚爷爷画的是工笔马。湘岚爷爷的上海画室在家中顶层，房顶上有天窗，清静光线又好，所以他都是白天作画。画室墙上挂着湘岚爷爷的轴画，宽大的画桌上摆满宣纸和笔墨，所有红木家具都是明清风格，给画室增添古韵氛围。每天下午我都在湘岚爷爷的画室度过，因为我很喜欢那里的气氛，并告诉他我也想画画。湘岚爷爷说可以呀，马上给我腾出一张小桌，放在他大桌的斜对面，桌上放全纸笔。表示我虽人小，但也是同等对待。于是爷孙俩便在那清雅画室中一个作画，一个涂鸦。我当时迷上画古代仕女，还总要他评论。他是个性格特别温和的好脾气老人，一点儿也不生气我在他工作中将他打断。他总是用他那双闪亮含笑的大眼睛温情地看着我，说：“嗯，我来看看，哦，毛咪画得不错呀。”当时经常会有著名画家来访，湘岚爷爷还要他们向我索画。那些画家也特别会“合作”，拿到画后说“毛咪，你画得真好呀，可你还没签名呢。”让我受宠若惊，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暑假的时光非常恬静、舒适和美好。素贞奶奶烧得一手精致可口的南方家常菜。每天三餐大家就尽情享受。中饭后，素贞奶奶在晒台上放个大木盆让我泡澡，每次还给我削一个我最爱吃的黄金瓜。多年后回忆那些暑假时光，印入我脑海的总是晒台上的景象：我在暖融融的阳光下斜躺在大木盆里。看着蓝天上飘动的白云，慢慢品味那黄金瓜。通常弄堂里比较安静，对面听到的是小贩那吴侬软语的叫卖声，特有的上海氛围异常醉人。下午素贞奶奶还给我做点心，多是水磨年糕、汤圆、甜点或甜汤。因为我喜欢和湘岚爷爷在一起，后来把暑假作业、下午甜点和玩具都搬到他画室去，那里成了我的活动室。他从不嫌我妨碍他工作，总是笑眯眯的温和地看着我，时不时还点点头，好像是许诺。我感到同湘岚爷爷共同生活的日子特别快乐，包括一些细小的事，如：和他同乘三轮车上街，他给我买冰淇淋和带我去大世界。就是任何爷爷和孙女应有的最普通也最温馨的时光。而成为我脑海中定格的、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他和素贞奶奶拉着我一起走进一个华灯初上的漂亮花园，进一座漂亮的洋房吃晚餐。去之前，素贞奶奶总要把我打扮得像漂亮洋娃娃，对那个活动我是满心欢喜，从一早就盼着天黑。多年后才知那是泰兴路的“文化俱乐部”，前身是1882年无锡商人张叔建造的著名西洋古典建筑“张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里的“文化俱乐部”是上海文人聚会的场所。

    我每次去上海还去看我另一个叔爷戈绍龙。绍龙爷爷是我亲爷的堂弟，曾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漂亮的日本福冈县的大家闺秀，名叫濑尾朝子。绍龙爷爷回国后，曾任苏州医学院院长，当时他和太太(我叫她日本奶奶)住在上海高档的威海别墅。日本奶奶非常慷慨，对戈家人特好，孩子去总给买昂贵的、我们想象不到的礼物。1962年我10岁，日本奶奶在一家昂贵的童装店给我买了件特别漂亮的粉色泡泡纱连衣裙，镶蓝白条带，肩头是公主拱袖。裙子向下一层层放大。穿上这样的连衣裙后简直就像洋娃娃，也就是后来大家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秀兰·邓波尔那样的芭蕾舞娃形象。这是当年小女孩儿见也没见过和不可能拥有的。我从店里一穿上就激动不已，再不肯换其它裙子。素贞奶奶将这公主裙洗了，次日我还要穿它，每早醒来就找它。这条裙子居然在回北京时，也就是离开湘岚爷爷那天，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回北京那天，我执意要穿这裙子上火车，大家都不同意，现在回想大人考虑是有道理的。当年的火车用的是烧煤的蒸汽发动机，从上海坐到北京，人和衣服都会被熏得灰黑，这样漂亮娇嫩的裙子，坐趟火车肯定就毁了。小女孩儿的我在那时当然不会理解，我被套上其它连衣裙后，哭得死去活来，在爷爷奶奶的卧室里用手抱着床栏或桌腿，赖在那里，拒绝上火车。我那温文尔雅的爷爷突然像巨人一样出现，大步走向我，一把将我抱起便下楼。我哭着在他怀里乱踢，他低下头用温和的大眼睛看着我说“毛咪，听话。毛咪，不要闹。”他的眼神仍是那么温和，但夹杂着心疼和无奈。当他把我放在三轮车上时，我放声大哭。他一直站在那里心疼地看着我，三轮车拐弯了，湘岚爷爷的身影在我目光中消失，没想那竟是我最后一次与他离别！

    文革时我14岁，再去上海，成都路的家里只有素贞奶奶了。家里像往日一样住着南来北往的亲戚。卧室不够，我被安排到湘岚爷爷的画室里，素贞奶奶在那里放了张单人床。画室基本还是原样，只是把不少当时认为是“封资修”的画和另外一些不用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我站在清冷的画室中，看着那些桌椅和堆起的宣纸和画笔，回想当年爷孙在这里的温馨时光不胜悲伤。晚上躺在床上，看着天窗外的星空，我特别想念湘岚爷爷。不仅是爱，还是要多么感谢他。我的亲爷爷30年代早逝，如果没有湘岚爷爷，当其他孩子说起他们的爷爷时我会心里发空。有了湘岚爷爷，我不但也可以说“我爷爷”，还可以讲他的画室，讲他画的马，讲一切对孩子们是新奇的事，还可像其他孩子一样骄傲地拉着他的手走在外面让小朋友看看。来美国后，注意到青少年常用的一个词是“趋同心理压力”(peer pressure)，是指孩子在攀比时，会对自己空缺的东西感到失落和自卑。对在成长的孩子心灵上，这点感觉实际非常重要。我要感谢湘岚爷爷，他减少了我孩提时代的趋同心理压力，弥补了我没有爷爷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