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浓郁地方风情的东台端午节习俗已经渐行渐远，淡出人们的生活视线。时下人们所看到的只不过就是包粽子，吃“五红”，插菖蒲野艾，然而它是一年当中几个重要的人文节庆之一。《清嘉录》云：“五日，俗称端五”。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谓“端五之号与重九，世以五为午……”吴自牧《梦梁录》又把端午节称之为“天中节”。尽管时代久远，端午节——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的习俗，它的那些仪注还是烙印在家乡人们的记忆里，或多或少还能寻觅到它的踪迹……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已经过了小满节气，烈日当空，所以人们称五月又为“毒月”，称端午节又叫端阳节，可是在农历四月底就能听到端午节喧嚣的脚步声。端午应时节的农副产品、百货用品陆续上市。绿湛湛带着清香的芦苇叶，那是包粽子必备的材料，还有“扎草”，那可不是现如今用棉线扎粽子；尽管不同于江南用箬竹叶包粽子，但东台人却几百年一成不变地称芦苇叶叫“粽箬”，只有部分乡镇人称它为“柴叶子”。菖蒲与艾草搭配好被捆成一束束放在摊子上，人们将它买回去插在门楣上，其中部分健壮的、肥硕的、登模登样的被挑选出来，用火烤过根须、尾梢之后，慎重地把它当成“清供”，和石榴花一同插进堂屋案几上的花瓶里。菖蒲本是辟邪之物，俗称“蒲剑”，一般人家会把菖蒲、艾草、毒蒜（独蒜）一并悬挂在床头，以此辟邪去鬼。总之，城里这几天到处充塞着菖蒲、艾草的气息。五洋百货店门口早早地设摊摆出夏令商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款式的印花的儿童“五毒衫”、“五毒扇”，绘制了五种动物：蛇、蜈蚣、蜘蛛、壁虎、蛤蟆，孩提时的我看了很恐怖，尽管这样仍然吵着闹着要大人买。苏家巷头老银行门口的地摊上，蜡壳吹制而成，带有樟脑气味的五颜六色的小鸭、小鱼、小虾、小乌龟一古脑地放在盛满水的浴盆中叫卖；那精致的五色香袋，那剪彩绒扎成的黄澄澄的“老虎花”蹲在红丝绒的底板上，与一包包盖了花戳的雄黄粉都被整齐地放在荸荠扁的提篮中沿街叫卖；纸坊里印制了装裱好的“判官”立轴，被扯开了挂在沿街的店门口，以便人家买回去镇宅辟邪；那些手艺灵巧的老太太也拿出自家刺绣的“五毒衫”、“老虎鞋”供人们选购。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虽然处于物资短缺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还是耐着性子乐呵呵地在百货公司隔壁的副食品公司门口排队，等候买回供应端午节吃粽子的白糖；粮店里早已准备好了计划供应包粽子的糯米。

端午节前夕的台城洋溢着一派热闹的节日气象，肉案子、鱼摊子、八鲜行显然比平常拥挤。爆竹店里也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大家忙着买一种用于驱虫消毒的“黄烟炮”——一种素面，装有芒硝、硫磺，十公分长短，类似爆竹粗细，专门用于端午节应时的物品。东台人称钟馗为“判官”，时日已久。我想：这主要是与其形象、职能有关；李福《钟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么麽技，免使人间鬼画符”。消灾降福，判断死生，东台人祈求钟馗这个神灵保佑天下太平，没有魑魅魍魉；清乾隆三十三年建县之前台城就有个盐运使分司厅通判，实为盐运使的判官；人神合一，天上人间各有一个判官，堂屋里挂上这么一幅判官画像怎么不会帮助祛辟邪魅呢？！端午节前有些人家张贴“天师符”在堂屋门楣的额头上，以禁“五毒”祛灾镇恶。为了儿童的长命百岁、平平安安，东台人还是想出了一系列民俗措施做保证，绵延后代事大，不可忽视；你看端午节儿童们的节日盛装：身穿“五毒衫”，脚蹬老虎鞋，手执“五毒扇”，臂系五色丝绒线，男左女右；如果是女孩，双鬓还要各插上一支剪彩绒的“老虎花”。除了这些，人们还不放心，还要在墙壁上悬挂一幅“五毒图”，警示大家不要忘记毒虫动物的伤害。清末民国元年，家住葡萄巷陈公馆内的末代分司厅通判陈康，在一幅“五毒图”上写下这样一首五言诗：“百虫各躲午，藏身亦甚固。讵意顽童顽，一一搜以聚。相逢各相视，原来躲不去。我亦善躲者，躲向东海住。无如索画人，已知我躲处”。诙谐有趣，足见东台人对“五毒图”的喜爱、虔诚，略见一斑。

挂钟馗像，画“五毒图”本身与吃粽子、划龙船、祭奠屈原扯不上多少关系，倒是与祛毒辟邪，讲究夏季的环境卫生、个人清洁有关系。钟馗“眼如点漆发如虬，唇如腥红髯如戟。看徹人间索索徒，不食烟霞食鬼伯”。画得如此精彩的钟馗像，当推“扬州八怪”之一的闵正斋，笔者曾目睹外公从安丰家中带来的一幅丈二巨匹的钟馗画像，正是闵正斋所绘，文革期间破“四旧”，与其他书画同毁一炬，如今想起仍扼腕叹息！

东台人包粽子是有考究的，既不像江南包豆沙粽、鲜肉、火腿、蛋黄粽，又不像北方包果脯、小枣粽；东台人包的粽子兼收并蓄，并有所改良；既有南方咸粽、北方甜粽的特点，又显示其独特的个性。东台人包的粽子基本上以四角粽子居多，在品种上有红豆粽、蚕豆粽、红枣粽、蜜枣粽、鲜肉、咸肉粽兼而有之，白米粽必不可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糯米匮乏，不少的人家还包过稷米粽、粘玉米粽，其中冷蒸粽的滋味，时隔半个多世纪还令人想念。东台人包的粽子个头不大，只有人家送礼、“纳节”才包较大一点的粽子。我特别怀念外婆为我们包的那些小巧玲珑的粽子，其中小脚儿粽子真叫人爱不释手。

粽子煮熟了，拣两提花式粽子送亲朋好友是平常不过的事，如果对方家中有未成年的女孩，再送上两柄杭州丝绸绘画的宫扇（团扇）或者是白鹅毛扇，家中有老人，加上两斤枇杷，两斤稻香村的绿豆糕，这就是所谓的端午节礼了。礼尚往来的对方也可能会馈赠小孩穿的“五毒衫”，“老虎鞋”、剪彩绒的“老虎花”，甚至还有女孩、少妇精心制作的一串串形态各异的雄黄香袋，用金丝银线串起的零头绸缎与金箔、丝茧做成的巧夺天工的禽鸟、虫鱼、茧虎、绒蛇、蜥蜴、螳螂、葫芦、瓜果等装饰物，既表示了亲戚情谊，又显得脱俗、大方。和尚庙与尼姑庵也会在端午节前给施主赠送白鹅毛扇与藏香。

农历五月，亦称“恶月”，诸事不利，多禁忌，当然剪头也在禁忌之列。五月初五，供奉粽子祭奠屈原。据上一代老人们讲，划龙舟，将粽子投进江里，是为了不让蛟龙吞食投江的屈原，一代代就这样口口相传下来了。端午节上午必须剥几只白米粽子祭屈原，然后一家才开始啖食粽子。东台人吃粽子喜欢蘸糖，甚至吃肉粽子也不例外。东台过端午节有看《白蛇传》戏曲的习惯，据说许仙相恋的白蛇（白素贞）就是在端午节饮了雄黄酒而现了原形的。1960年端午节，适逢与“六一儿童节”临近，恰巧又是星期天，记得我念书的启平小学，在工人俱乐部剧场包了一场《白蛇传》，当时看戏的情形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自个儿欢乐愉悦却犹如昨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端午节一切仪规如常进行，上午家家天井正中早早竖起一块直砖，旁边摆放一个大碗，碗中长长的艾秆末梢浸没在雄黄酒中，里面还放了两颗毒蒜（独蒜）；各家各户的房间与厢房的床头屋角，早已在上午十点钟左右放过“黄烟炮”了，熏过干枯野艾的屋子里充满了艾叶的药味，端午节在东台人心目中实际上是一个打扫清洁卫生的节日。

阳光直射下来，直砖已经看不到影子了，标志着端午正午时已经到来。除了用艾秆挥洒雄黄酒于墙壁角落之外，大人们便给家中的小孩们在额角上用雄黄酒书写“王”字，还分别将雄黄酒涂抹在小孩的耳孔、手心、肚脐上，据说蛇、虫、百脚、“五毒”一看见“王”字就让得远远的；耳孔、手心涂了雄黄酒不再被蚊虫叮咬；肚脐上涂了雄黄酒，也不会着凉，一切的一切充满祈求与愿望。

端午仪注完毕后，丰盛的“赏五”宴即将开始，家家户户都要吃“五红”、饮张二房的“枣红酒”。“五红”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不能改变，这包括红心咸鸭蛋、盐水早虾，肚儿红萝卜（端午节前上市，只出在眼光庙一带农村，皮薄鲜嫩）、红苋菜、红烧肉；另外还少不了煮黄鱼，虾仁炒青椒，酸荠菜炒长鱼，桂皮盐水凉拌肉，黄瓜，花生等等。人人都说端午饮雄黄酒，我从来没有看过谁饮过。雄黄酒用来治蛇虫咬伤倒是常有的事，古书上曾记载有人饮雄黄酒致死，那倒是千真万确的。

“赏午”饭结束后洗菖蒲澡必不可少。儿童、妇女一般都在家中盆汤沐浴，热水中加上新鲜的菖蒲，据说洗了菖蒲澡，夏日不生疮疖，男人们便纷纷去澡堂子洗菖蒲澡；浴室开汤比往常都早，从上午11点开始就有澡洗，为一些要求洗了澡再回家“赏五”吃饭的人服务。

下午两点过后，大人孩子都会涌向河边去看划龙船，据我所知，东台划龙船与竞赛无关，龙船只是在市内内河中逡巡，边击鼓边奏乐前行，一式的装扮，加之吹弹歌唱很是引人注目，那时广济桥、丁公桥均为木制拱桥，桥高水深，龙船照样可以通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端午节划龙船再也难见踪影。除了看划龙船外，街道、工厂的青年积极分子也会在端午节下午组织起来上街演出，宣传时事政治，解释党的方针政策，我记得还演什么扇子舞，河蚌舞，“赶英超美”的活报剧等等，我家隔壁的发夹工艺厂里曾经在端午节下午演过不少节目。（周启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