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翻译家戈宝权出生于江苏东台的一个教育世家。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从小就接触到各种图书，曾在家乡“母里师范”读书，19岁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大夏大学求学时，读的虽然是经济专业，却学习了英语、法语、日语和世界语。1932年又开始学习俄语，他是我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工作虽晚于陈寅恪等人，但却起始于我国比较文学复兴之前，他是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先驱。他在外国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出版了5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他不仅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杰出翻译家，而且把文学翻译和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欧、南欧和亚非、拉美一些国家，因他有英、俄、法、日等语言基础，再学习其他语言便触类旁通；他学习过德语、捷克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他学习过拉丁文，70年代为编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一书，还认真研究过希腊文；由于他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世界上当代许多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先后被他翻译介绍到国内，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百花园增添了许多艳丽的花朵。

著作等身的戈宝权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能够在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史上有不朽建树，是因为他一生勤奋好学，埋首于中外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他曾激动地回忆他博览群书的启蒙者——叔父戈公振先生，由于叔父的启发、开导，戈宝权在童年时代就养成了读书好学的习惯。据说，叔父曾在他小时候送给他的一盒积木盒盖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知识却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这对幼小的戈宝权触动很大，使他渐渐地爱上了读书、买书、藏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戈宝权藏书曾多次遭到损失，但他不灰心，节衣缩食，多方搜寻，长期积累，慢慢地又把书填补起来。

戈宝权做学问除了利用自身学识和自家的藏书之外，每到一地讲学、考察、参观、访问，都忘不了去书店、图书馆访书、查书，寻找自己研究过程中的未解之谜，一生皆如此。他深深地懂得图书乃社会之公器，务必与众人共享的道理。新中国成立之初，戈宝权就和上海图书馆保持密切联系，每次出差到上海，他都要到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去拜望熟识的同志，还要到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旧报刊杂志；平时也常与“上图”群众工作部有书信往来，请他们代查资料或借书报刊物，这一切促成了后来戈宝权先生捐赠二叔戈公振先生藏书给“上图”的义举。

戈公振藏书主要是关于新闻学和报业方面的。1929年春天，戈公振在上海法租界淞云别墅租了一所三层楼房，他自己住在三层楼上，靠左的墙壁放着四五个五层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和报刊，有中文、英文和日文的，还收集了各种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的创刊号和特刊，各种新出版的中外新闻学著作，另外是有关新闻事业的消息和文章的剪报。这些藏书资料随着戈公振住址的变更搬迁了好几回；戈公振出国后，这些书先放在中华学艺社，后又寄存在亲戚家；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为了这批书的安全，由戈公振的儿子戈宝树存放到了上海徐汇公学的仓库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戈宝权想起二叔戈公振为了编写《中国报学史》这本专著，常向私人和公家图书馆借用书籍，也曾经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消磨了很多时光，并且和藏书很有研究的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徐宗泽修士结下了友谊（徐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书）。戈宝权和姑母戈绍怡商量，考虑到这些书刊资料对研究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的参考价值，不宜由自家收藏；考虑到二叔多年来在上海新闻界工作以及与徐家汇藏书楼的关系，毅然决定将这部分书籍资料捐赠给“上图”珍藏保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图书馆编成了《戈公振先生藏书目录》，记载有1533册、156份、1748张、1盒、16包、7扎、22袋书籍资料，这其中还包括戈宝权先后送来的新发现的戈公振藏书，和“上图”误收进去的戈宝权自己放在二叔戈公振藏书中的书。

1980年，戈宝权响应取消干部终身制的号召，第一批办了离休手续。此后10多年里，他“离而不休”，经常活跃在国内外高等学府的讲坛上，或出席各级各类学术会议。1987年，他获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苏联文学最高奖“普希金文学奖”，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8年，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1986年，戈宝权将50年来精心收藏的2万册中外文图书捐赠给江苏省，存放在南京图书馆。戈宝权藏书以外文为主，又以俄文居多，其中有十九世纪俄国名家文集以及有关研究论著，以研究普希金专著最为丰富；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著作家中，他还收藏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全集。戈宝权所收集的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基百年纪念版九十一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堪称“南图”镇馆之宝；不仅在我国国内，即使在苏联也不多见。前苏联曾有一幅漫画，称一家三代，祖父、父亲、孙子三代人努力才将此书购齐。他收藏的这套九十一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苏联从1928年就开始出版这部工程浩大的“全集”，一直到1957年才出齐，先后经历了三十年，而戈宝权从1935年起就开始搜购，经过多方面努力方才补成全集；从莫斯科运回后，又几经迁徙，复经文革浩劫、唐山地震，能够幸以保存。《托尔斯泰全集》在我国别说个人，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配齐，这套全集的搜集，倾注了戈宝权数十年的心血。

戈宝权喜爱托尔斯泰著作有历史渊源。1923年，戈宝权刚刚10岁，他收到了叔父戈公振从上海寄来的一套由唐小圃编译的《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在第一页的扉页上写道：“宝权侄览，公振，1923年3月28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套书一直珍藏在戈宝权书柜中。戈宝权晚年回忆说：“……因为这套书为我打开了第一扇通往外国文学的窗户，也是我最初接触到俄国文学，更何况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呢。”

戈宝权精心收藏的2万册中外文图书中，不乏众多中外著名作家的签名本；戈宝权爱书，又特别地护书，在他收藏的三十年代文艺书中，有不少毛边书，至今仍完整无损，而且在书的后页空白处，都清楚地注明书的来历，有的书还记载了是谁寄赠给他的；尽管他对书如此地钟情，但还是将他毕生藏书的大多数选择了“南图”，作为最后的归属地；而江苏省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中外驰名的大学者，请他担任江苏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还给他颁发奖金，戈宝权将其设立了“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中青年翻译家。

戈宝权曾经深情地说：“我是吃东乡的盐、西乡的米、泰东河的水长大的啊！”他没有忘记东台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1988年，戈宝权专程回到家乡东台作学术报告，讲他的外文翻译，讲他的高尔基的《海燕》译作，郑重宣布将他珍藏多年的译著及杂志两千册赠送给东台市图书馆，其中有一册是叔父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他赠送给东台市图书馆的新版《鲁迅全集》中的第十卷《译文序跋集》，就是经他审编和建议收入全集的，在这套《鲁迅全集》上，他写道：“……当到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时出版，我特把这套全集赠给我家乡——东台市图书馆收藏。”

始建立于1958年的东台市图书馆，原址在新东桥以东，竹排巷后巷头沿河边的一所张姓民宅中，初始阶段只有八千多册书刊。后迁至东虹坝口的范公馆（范景丞私邸，范景丞，中华民国大总统府第一任侍从卫士长），文革期间迁至中文庙文化馆内；1968年后才有独立的图书馆舍（丁字街12号），350平方米三层小楼，书库还借助于楼后的平房，每到节假日，借书处和阅览室人满为患。戈宝权几次返乡看到如此情景，又听到图书馆同志如此诉说，主动请缨，代为向国家文化部请示择地重建新馆，后经时任邹家华副总理批准，国家拨款30万元，省、县有相应配套资金参与建设。据知情人回忆，东台图书馆新馆的当初设计理念就是要求“再过三十年也不落后”。市图书馆1990年动工，占地面积16.64亩，主体大楼建筑面积4498平方米，1995年建成后，于当年对外开放。东台人民为了感谢戈宝权对家乡的厚爱，将市图书馆命名为“戈宝权图书馆”，图书馆以个人命名这在当时的中国实为罕见。周巍峙为市图书馆题写馆名，著名诗人艾青为戈宝权图书馆题写馆名。该馆阅览席位400个，设有综合外借厅、学术影视报告厅、参考文献咨询室、报刊阅览室、少儿阅览室、文学外借厅、古籍室、戈宝权藏书室、周法高著作陈列室、周盛泉作品陈列室、电子阅览、书籍电子触摸屏查询等十多个服务窗口。全馆藏书20多万册，报刊600多种，实行通借通还“一卡通”电子管理，年接待读者25万人，成了东台市民的重要学习场所。

戈宝权在他独领风骚的学术领域是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驱者，而他重道义，轻私利，三次捐书的义举，彰显了他惠及万邦、德被后世的高尚情操，他真正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周啟汶）